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和平发展的国陌战略
第一章 同大国的关系之一：中美关系
在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工作布局中，之所以要以大国为关键，是因为世界政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国关系的格局，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演变、崩溃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妥善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是我们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例如，美苏两极格局的崩溃，就意味着原有的以美国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大国集团对抗关系的消失，大国关系随之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俄罗斯成了美国的“伙伴”，又与北约签订了《和平伙伴计划》，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接纳了俄罗斯领导人，把“七国集团”改为“八国集团”；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被美、日、西欧视为共同抗苏的“伙伴”的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则不再被它们联合抗苏所需，还因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它们“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大国又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寻求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进行着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由被排斥在大国伙伴关系之外到被纳入大国伙伴关系调整的序列之中；21世纪初的“9·11”事件又成为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转折点。而随着2003年初美国撇开联合国而入侵伊拉克，大国关系又出现了调整。所以，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主动应对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同各大国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促进相互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同诸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处在关键中关键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无论在科技、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冷战结束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人道主义干预学说，21世纪初在反恐怖主义旗帜下入侵伊拉克以后，被人们称作企图实现单极霸权的新帝国主义；而且因为中美关系即使在建交以后一段时期里都陷于起伏不定、麻烦不断的恶性循环里，十分明显，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使这种恶性循环转变成一种稳定发展、不断前进的良性循环。那么，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究竟是怎样的，又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变呢？
一、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
美国在如何对待正在发展、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辩论，如在本书《导论》中已经提到过的，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崛起举行的听证会上，2003年3月19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该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处处长戴维·兰普顿提供的证词，就同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展开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对照；在2005年1-2月号《外交政策》双月刊上，围绕着中美两国是否注定走向冲突问题，又展开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同米尔斯海默的辩论。在2005年以后，美国朝野又就对华政策问题展开了新的大辩论。
人们往往把参加辩论的各方进行分类和归类，有的把他们分为接触派、遏制派和遏制加接触派；有的把他们分为务实派和空想派；有的把他们分为拥护熊猫派、屠龙派和熊猫骑墙派；有的把他们分为对抗论者、迁就论者、带有保险的融合论者；有的把他们分为自由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建设主义者；有的认为在遏制派、接触派之外还有势力均衡论派、对华经济促进论派、经济的自由主义派和人权派；有的把他们分为对华强硬派和温和务实派；有的把他们分为融合派和实力派即进攻性现实主义派；有的还把他们细分为传统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各派。
尽管人们可以把参加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人和观点作各式各样的分类和归结，但说到底，主要的无非是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从传统的弱肉强食、一山不容二虎的成见出发，认为世界上的权力是有限的，认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必然造成对美国的损害，如果美国拥有的权力减少，将意味着美国的安全程度降低，因而他们就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竭力主张要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采取遏制、围堵、对抗、强硬、“屠龙”的政策。他们中间有的人认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并不是威胁美国的敌人，却也是会危及美国安全的潜在敌人。例如，在2006年12月美国《防务周刊》上刊出的对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沃策尔的专访中，这位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过武官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中国将是美国潜在的威胁与敌人。他说，美中两国曾经有过极佳的战略合作时期，但今天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尤其是对如何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中美的看法和做法有很大出入。他认为，中国正在发展的电磁战力，是为了使美国的军用电磁通讯无法发挥作用，从而打破美国的科技优势。美国大幅度依赖资讯科技，借电磁光束传递资讯，其最大弱点在于敌人可以渗透电脑网络。他还提到中国正在设法发展的其他科技，为发展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代替系统，引导飞弹重新进人大气层，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国正在研究如何干扰美国的GPS卫星、合成孔径雷达等先进的侦搜、定位、解析、监听等设备，中国和俄罗斯正发展达音速3倍、4倍的巡航导弹，美国要防御这些飞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等等。总之，主张这些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必将挑战美国的至高地位，美中关系变成竞争关系乃至更为糟糕的关系只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结论只能是美国应该设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从现实出发，不把中国的发展崛起看作是对美国的损害和威胁，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美国不应也无力阻止中国的崛起，中美对抗将是极大的战略错误，美国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对华施压只会适得其反。在这一方面，美国独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万·伊兰发表的《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共处》一文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会员艾伯特·凯德尔发表的《中国发展时期的困难不会损害我们》一文，具有代表性。
凯德尔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并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资产，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确实要超过美国；但是，美国眼下的任务并不是设法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资产和进入美国的市场，而是要和中国一起精心构建一个足够包容和灵活的国际体系，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并使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带来的潜在收益。那些要在美国建立“长城”以抵制中国影响的人最终只能损害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而丝毫不能改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事实上，中国能否成功地使其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摆脱贫困，这关系美国的切身利益。中国的人均消费不足美国的1/10。那些惧怕中国经济更强大的人应该考虑一下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野心勃勃的市场改革和贸易全球化计划失败了，它将成为“东亚病夫”，地方上的犯罪团伙猖獗，人们纷纷通过偷渡或移民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离开这个国家。与我们的利益更加息息相关的是，要确保中国的成功（这种成功看来很可能成为现实）不是发生在因争夺稀缺资源而出现越来越多的外交甚至军事对抗的全球背景下。否则，我们就有倒退到19世纪末期全球化模式的危险，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争夺殖民地而是争夺势力范围。一流大国总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就试图限制中国进入采矿科技和信息领域，过去，这种模式导致了战争。封锁和排斥只能带来具有破坏性的报复战争和军事紧张局势。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中国对稀缺商品的强烈需求必将导致价格升高，但是高价将带来一系列有益的进展——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替代品的研究发展，保护措施的突破进展以及人类自身行为的规范。所有国家将平等面对这些变化，并且通过竞争来决定生产率提高对谁最有利。
伊万·伊兰则在文章中说，近几年，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加军事开支感到震惊，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和它对塞尔维亚与伊拉克这样的主权国家的入侵也令中国感到震惊。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利坚帝国的扩张旨在包围中国，阻止它崛起成为理应成为的强国。为了消除这样的认识和两个核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应该改变它在亚洲先前的军事结盟态势，其中包括拒绝履行任何含有保卫台湾的承诺。由于有大面积的水域作为防线，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美国无需在整个太平洋建立起环形防线，就能抵御中国的威胁。如果美国继续保留过时的冷战式的帝国思维，它必定会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与其仿效一战前国对德国的政策，美国倒不如学习英国历史上另外一个篇章。19世纪末，美英两国虽然关系紧张，但英国还是以和平的姿态听任了羽翼渐丰的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知道，横亘于它们之间的浩瀚的大西洋可以使两国都得到保护。利用同样的大洋分割的优势，美国也同样可以听任中国获得成为强国后所应有的尊重和与其相匹配的势力范围，这样做是安全的，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扩张的意图。因此，美国如果采取共处而不是新遏制政策，就可以避免未来发生灾难性的战争，甚至还有核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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