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与史事散论
儒学遗产与中国现代化
一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因屡受挫折而感到困扰：在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早在清末就提出来了。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针对康梁及其追随者动摇了儒学正统的权威而发出警告。民国以后，这种争论一直不曾休止，五四时期，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儒学不适宜现代生活，任何尊儒或复活儒学的企图都被他们看做是开倒车。相反，一部分坚守儒学立场的人，则指责陈、胡叛离中国传统，走上了邪路。梁漱溟就是提出这种指责的一个人（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见《漱溟卅前文录》）。30年代读经与反读经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争论直到今天，仍为中国学者们所关注。当大陆思想界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笼罩，尊儒的言论无法公开发表的时候，一部分台、港和海外学者却以很高的热情宣扬复兴儒学的主张。而当大陆上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尊儒的思想也有骎骎抬头之势，去年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儒学讨论会就有所反映。
张君劢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尊儒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20年代起，一直坚守这一立场不变，晚年发表过一系列言论著作，阐述他的一贯立场。1958年，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前后，写成《新儒家思想史》（张君劢的女儿张敦华为此书写的《再版记》说此书上册完成于1957年，下册出版于1963年。而作者自写的《再序》则是写于1960年）都强烈表现出复兴儒家思想的热诚。1965年，张先生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明确提出“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此文载于台北牧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论集》之《现代篇》第二册）。这类极端尊儒崇儒的思想，在中国学者中间，一直遇到强有力的批评。我也是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一个人。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强调反对恪守传统的教条主义，主要是指儒家教条（此文收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一书）。今年3月21日。我在《人民日报》学术版发表《近代文化与儒学》一文，更明确地反对复兴儒学的主张。我提出，对儒学遗产，亦如对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应当研究整理，但不应当做神圣教条加以崇拜，尤不应把现代化纳入儒学复兴的轨道。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只有彻底肃清儒学的影响才能实现现代化。我认为，这同指望靠复兴儒学实现现代化的想法一样，都是规避现实问题的艰苦探索，把现实问题幻化成古人的问题，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且，也似乎太高估计了儒学在现实生活的作用：太不了解一种思想学说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实际机制。
关于现代化，人们有种种说法，颇不易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定义。我们或可尝试指明，现代化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使国家、民族尽量地摆脱中世纪传统的羁绊，全体人民能够创造和享有基于现代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之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二是使国家和民族积极参与世界现代发展进程。就第一个方面说，现代化将经历一个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必须经受这个大转变的考验，相当一部分将被淘汰，相当一部分将不得不改自己以求适应新的条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儒学，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命运。就第二个方面说，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必将经受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并在世界规模的竞争、交流与互相琢磨的过程中谋求自我更新。近年较为人所熟知的改革与开放的说法，可以认为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比较简明的概括。
人们只有对现代化的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才可能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建立比较正确的了解。
二
如果我上面所述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太谬误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儒学遗产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我在《近代文化与儒学》一文中，把儒学遗产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得君行道的仁政学说，二是家族本位的伦理学说，三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学说，四是知识论与教育学说。
仁政学说是同君主专制政体紧密联系的，是为专制君主说法的。不少人把孔孟重民思想或民本主义看成是民主思想，这是极大的误解。君主的重民，与民主的重民根本不同。君主重民是基于害怕民众暴动，推翻自己的权力。民主的重民是人民自觉到自己的权利而自重。在民主政制之下，一切制度、法律设施，其根本宗旨都在防制执政者专权，侵害人民的权利。君主专制之下，一切制度、法律设施，其根本用意都在防制人民“犯上作乱”。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把孔孟仁政学说中的重民思想比附为民主思想是原则性错误。我们顶多可以说，在由中世纪向近代最初的转变开始的时候，古代的重民思想可以被人们改造利用，作为思想过渡的一个环节。例如清末梁启超等人就曾利用先儒的重民思想来批判专制主义，这在当时有一定启蒙作用。但如果到今天，还以孔孟的重民思想冒充民主思想来宣扬，那不但没有什么启蒙作用，而且只能认为是一种愚民之技了。它可能使人满足于偶尔被重视一下，而忘记了争取和保卫自己的权利。因此，我认为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它仅仅是一种历史遗产而已。（关于此点，本人后来的看法略有改变，认为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在经过批判地整理之后，可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发育成长提供过渡的桥梁。见李铁映主编的《论民主》一书之《附录一》）
以家族为本位的儒家伦理学说是同家天下的君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且常以“忠孝”并举。甚至认为“孝”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谓“孝”是“仁之本”（《论语·学而》）。“悌”是以弟事兄的规范。“孝悌”。归根到底是要求人们尊敬和服从亲长。所以，它与惠君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后世统治者常标举“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人能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人不犯上作乱，君主权力便得以巩固。
男女有别，是儒家伦理另一个重要内容，它包含三层意义：一是男女授受不亲，严男女之大防；二是男尊女卑；三是男女严格分工，男治外，女治内。显然，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具有维系君父血统纯正的作用。儒家伦理中还有朋友一伦，列为五伦之末（《孟子·滕文公上》述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儒家伦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度的遗传物，现代化的大生产将无情地毁坏这个基础。家庭韵结构与功能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道德观念亦必定随之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或是放弃儒家教条，顺应时代，建构新的伦理观念；或是拘守旧贯，不惜与新的时代逆搏，结果便会造成畸形的道德破损。有识之士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家族本位的懦家伦理还有其根本的缺陷，即缺少现代社会的公德观念。作为—个现代人，他作为国家的公民和社会的成员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远较他在家庭四壁之内的权利义务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绝不是任何有教养的人所能承认的。我们应当鼓励人们学会做合格的公民，而不应继续把他们禁锢在家族伦理的旧框架之内。
心性修养学说，是儒学极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是至今尊儒的思想家最津津乐道、揄扬不已的东西。古代儒家学者以此把他们的政治学说、伦理学说、知行学说，乃至哲学本体论，皆贯穿一气，融为一体。“他们认为，通过学问习行和敬谨养心的功夫，可以尽心、知性、知天，达到天人合一。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纲领亦庶几可达，堪称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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