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学者关心秘密教门的研究问题以外，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秘密教门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长达百年以上的研究。
早在19世纪，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就对中国的秘密教门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在对无为教（罗教）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无为教“通常被士大夫说成是怀有秘密政治企图的邪教，但目前它的信徒显然对任何违法的目的都茫然无知。他们现在乃至以后，都热衷于宗教目的，虔诚地皈依宗教”①。他还认为白莲教作为一个民间宗教，“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事情”②。不管他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正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外国人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秘密教门问题了。几乎和艾约瑟同时代的荷兰学者、汉学家迪格鲁特于1903年出版《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秘密教门里的诸多门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迪格鲁特和清朝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他把中国秘密教门看作是大众宗教的一种可靠表现形式，而且对中国秘密教门充满同情心。
到了20世纪下半期，随着社会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秘密教门。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朱永德先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初探》的学术论文。1972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诺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结社》出版，书中基本上囊括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976年，美国宾州大学韩素瑞教授写出《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一书，1979年她又写出《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①。韩素瑞在这两部著作里，使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清代中期两个典型的教门——八卦教和清水教，以及这两个教门举行的起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就是1976年欧大年先生撰写的《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②一书，作者在书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外学者有关“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研究成果，然后对明清以降流传较广的几支教派及其信仰内容、教主、经卷以及仪式等作了概括的评介。1986年，哈佛大学的凯利又作了《教派与社会——罗教在清代漕运水手中的发展（1700～1850年）》的博士论文，主要介绍了罗教在漕运水手中渗透的情况。澳大利亚的布赖恩·马丁在其博士论文《1920—1937年的上海青帮：杜月笙的崛起》基础上，写成《上海青帮》一书，200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书中介绍了青帮的源流、上海青帮与法租界的关系，以及黑帮政客杜月笙的崛起等。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很早就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秘密教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秘密教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就对中国秘密教门进行研究，不过，作者仅对中国秘密教门的滋生、蔓延及其造反活动作了客观的叙述，而未深入探讨其蔓延和屡禁不止的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日本学术界又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研究中国秘密教门的学者。他们把中国的秘密教门定位为民间结社组织，称之为“宗教结社”。他们从源流、教义、组织、宝卷等多方面对中国秘密教门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白莲教，1926年，矢野仁一发表《关于白莲教之乱》，称在清廷尚未丧失民心的情况下，这次起事只是“匪民”和胁从为主的“流寇式叛乱”；1948年以后，铃木中正连续撰写了《清代宗教叛乱的性质》、《清朝中期史研究》、《清嘉庆朝白莲教之乱》等文，认为白莲教本是立足于追求个人福祉的宗教组织，并没有武装反抗的倾向，然而清廷的高压政策和残酷镇压，使教门逐渐带上政治色彩，采取暴力形式与之对抗；安野省三、小林一美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嘉庆初年川楚陕五省教门起事的起因。其他如铃木中正对罗教的研究，泽田瑞穗对教门宝卷及八卦教、白阳教、弘阳教、黄天道的研究，酒井忠夫对善书、《开心法要》（即罗教经卷《五部六册》）的研究，佐佐木正哉对林清、李文成天理教的研究，浅井纪对青莲教与清茶门教的研究，野口铁郎对江西真空教及红白黄教的研究，武内房司对青莲教的研究，佐藤公彦对八卦教的研究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①不过，这些成果当中，却鲜有探讨秘密教门蔓延和屡禁不止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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