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学40年（1978-2018）》：
4.社会转型与文化发展战略
宗教学理论追求的是宗教现象内在的意义与文化诉求，但是人们是身处不同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背景中进行这种探索的，因此就有不同的解释，就有不同的理论建构。中国宗教学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在特定宗教形态的调查与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将普遍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中层理论的创新之外，还要自觉地将中国的宗教学理论研究，置于宏观的文化发展战略的视野层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各种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在重新调整与建构之中，而国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的宗教是在这样一种变化和重组的动态过程中生存与发展变化的。若不将宗教置于这个大的现实背景框架中来解析，也许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难以准确地为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定位。
从这一层面来研究宗教，因视野的变化而别开生面，因而会引发许多新问题。至少我们已经意识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探索。
（1）在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过程中，宗教除了它自身所具有的信仰功能，在承载文明和接续传统方面，还能发挥哪些有益作用？
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民族文化上也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之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至关重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如何看待宗教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宗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是文化系统。宗教在历史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以信仰的形式负载着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不仅可以为个人生活提供意义，而且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等公共产品或社会资本。当我们面向未来研究宗教如何与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相协调时，人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还有没有‘’‘神道设教“的必要？即使没有这种社会需要，既然有相当多的人还会长期信仰宗教，那么宗教就会对这部分人产生长期的影响。问题在于，在多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还能否担当以往的那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与洁心自律、修身养性的作用？它要不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所改变？改变的方向是什么？会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形成怎样的互动？
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作为一个群体的象征和话语系统的功能更加凸显。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宗教”既可以作为沟通不同文明体系之间道德伦理观念的可能途径，为建构全球化秩序架桥修路，也可以作为族群内部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象征，甚至作为从战略上提出自身利益要求的天然理由“。①许多人总是幻想宗教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淡出“社会舞台，但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宗教这种精神资源可以多方利用，既可以为倡导和平、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动力，也可以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开路。面对当下的宗教世情与国情，讨论宗教是不是一种精神资源本身就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个伪问题，因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过去和现在总是被怀有不同目标的人们所利用，这是不依人们承认不承认它而转移的。更有建设性的研究应当探讨在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看待宗教这种精神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种资源，并将这种资源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我们目前的认识还过于笼统，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深究，特别是那些带有很强操作性的问题更需加以关注：宗教如何发挥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在向内凝聚力量的同时，往往向外产生某种排他性，这势必会在不同的群体间造成某种紧张。这两种反作用力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它们由积极作用转变为消极作用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古今中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人们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避免各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现？
（2）如何看待宗教多元化现象，如何在满足不同信仰需求的同时，形成一种既减少冲突又能共谋善举的格局？
宗教多元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现在世界上的宗教组织数以千计。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号称是最”宗教“也是最”多元化“的国家。1995年，《美国宗教组织辞典》上列举的宗教组织至少有2500个（如果美国的2.5亿人口全都信教，平均每个宗教组织的成员为10万人）。宗教多元化也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佛教传人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过程，也是其教派分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教派产生以后，又进一步分化为五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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