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成读者在阅读阐释过程中所寻求的统一性的基本模式。①易言之,雅各布森只是提供了某种话语程式,而卡勒更强调个人在阐释过程中期待此程式出现的心理机制,这与高友工对雅各布森的处理隐隐相合。而卡勒提出的第三种程式化期待,即是所谓的“意义期待”,相当于一种意义阐释的冲动,这与高友工把“经验过程”看成一种“解释过程”,可能有一定的联系。高友工在解释“情景交融”的“境界”时,引用卡勒“在意义彻悟的瞬间,形式呈现为整体,表层表现了深层”②的描述,正是出自其“意义期待”的首要形式.:“把任何描述性的抒情短诗看做是一种瞬间的顿悟”。③而雅各布森的话语理论恰恰是要否认任何“言外之意”的存在,其所谓“隐喻”与“转喻”,也只是话语关系的两种构造程式。所以说,高友工对雅各布森话语理论的心理化与透明化修正,是有其西学背景的。<br> 然而回到对中国问题的把握上,是否能全无差错呢?高友工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知性的理解与感性的存在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知性语言无法把握存在价值的真谛,一方面中国人的生存却需要追寻生命的意义,于是,他把庄子的个案当做中国传统中寻求解决此一矛盾的思想源泉:“庄子思想不落言荃地提出了在美感经验中求道德生命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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