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境遇之中，文化与社会结构、文化与历史动力、文化与个人体验、文化与民族国家意识等多方面的关系问题，都跃升到了学术探索和理论反思的优先位置。尤其重要的是，在全球时代复杂的联系和急剧的变革中，“深层超文化符码”对个体和集体的制约、对社会生活的型构、对种族形象的塑造等方面的功能，必须得到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那么，什么是“深层超文化符码”呢？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它理解为“文化精神”。<br> 文化精神，往往与特定民族的心灵气质和基本价值观念相关联，规定着一套符号体系的组构方式。文化精神，在全球时代的均质化运动中，不仅不会被抹杀，而且相反地发挥它的建构功能。文化精神在全球运动中的自我显示，这是一种保留差异的权力诉求。按照罗伯森的看法，随着世界的压缩和整体意识的增强，“当代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全球性——的关怀正在不同程度地使种种古代文明关于世界的结构和宇宙意义的历史哲学和神学重新具体化”。质言之，全球一体化是一种发生在“形器”层次上的事实（如同样的货币在全球市场上流通、同样的机器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里运作、同样的媒介将整个地球连接在一起），但地方差异化却是一种隐隐运作在“神理”层次上的景观（如异域情调、民族审美观和伦理意识的差异）。<br> 全球时代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现在思考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我们格外关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运动中的文化精神。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遭到外敌的入侵，“文化精神”问题异常突出，事关几千年的文化泱泱大国在现代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宗白华在30年代以后的探索，就是集中到了“文化的灵魂”、“民族精神的个性和命运”上。这是他的思考所牵挂的中心，他思想用力所在。但是，宗白华又不是从政治、伦理、社会制度等现实的角度表现出他对文化精神的关怀，而是从最能代表“中国心灵”的诗歌、绘画和书法艺术，从审美、从艺术经验、艺术空间等方面入手，从具体的形象的个体的体验开始，追溯现代世界暗淡衰微的“文化精神”，建构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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