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好的世界观—定是开放的
王鲁湘：著名学者、自由撰稿人，电视布道者。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起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兼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一生当中，没有特别过不去的坎。上大学之前，我的人生跟同龄人一样，是没有个人选择的。在这个社会大熔炉里，这批人是什么命运，你就是什么命运。“文革”的时候没有选择：没有书读；下乡也没有选择，下乡的时候能不能够招工回城，你没有选择；当兵是有一些个人选择的，有一些人有家庭背景可以利用，但是对我来说也是没有选择。上大学本来也没有个人的选择，但邓小平改变了这一点，因此，1977年深秋的那一场高考，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乎命运的个人选择。当时确实也有人想阻止我，但没有用，我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从那一刻起，后来大的事情我基本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
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进入中国电视工业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不见得是一个好选择。但是我只能从积极方面多想一下，去平衡这个选择，否则日子会很难过。虽然说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但还是有很多客观主观因素让我走到这一步，最后毕竟还是通过我自己的选择来实现的。所以我不能抱怨。我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谁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这个事情。这样我就必须从更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我的选择，毕竟我做得还差强人意。这当中，有我自己的努力，有团队的努力，还有这个社会你不可能影响、估计到的参数综合的作用。你个人无非是纵浪大化，相与沉浮罢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一篇文章里见到“比患意识”这个词，心中一凛，好像意识深处有什么东西被狠狠拨了一下。“忧患意识”是这么一种说法——那个写《周易》的人一定是忧患的：他既有对大自然的忧患；也有对社会这个大空间、对历史这个大时间很多不可预计素的忧患；还有对一些个人行为的忧患，比如某一个选择不慎、某一个判断的失误，某一个不可预计因素的突然出现，都可能使你的一切计划泡汤，或者走向计划的反面。种种忧患，生就戒惕恐惧之心。而恰恰是这种忧惠，使得历史上能成大事的人，成就了大事。因为他时时刻刻充满忧患，才可能每一步都转危为安。所以忧患后来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中国很多大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孟子、苟子，或是孙子、韩非子，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智慧可以说都是来源于大忧患。中国士大夫心忧天下，进亦忧，退亦忧，就是大忧患。
后来我发现，那些宗教的创始人，其宗教的创始也是始于大忧患。这种大忧患的解脱模式有两种，哲学和宗教。哲学会停留在智慧的层面，通过对事物规律性的把握和认识，避免大损害，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把握它的本质。哲学这样的东西是智者把握。但它不能达到解脱，不仅不能解脱，有时反而比愚者和庸众更痛苦，更孤独，更不能自拔。宗教更重要的是强调解脱。通过什么东西解脱，这就是宗教和哲学的争议。前面的步骤都一样，我用智慧来洞见事物的本质，有了洞见，要不要寻找一种大解脱，大解脱之后能不能得到一种大自在、大欢喜，这是宗教要进一步探求的。
忧患，可以成就一个大事业，但是不可避免会带来生活的痛苦，这要看人的造化。人生始于忧患，但是通过人的造化、价值观的影响，人生的发展最后会出现不同的境界。有一些人一辈子都背着十字架，总觉得全人类的压力都压在他身上，他要承担，比如耶稣。还有一种承担，似乎宗教性不是很强，比如说孔子和孟子，有使命感，一天到晚为了推行自己的王道和社会理性，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这也是一种选择。
还有另一种人没有选择承担，走着走着就解脱了。比如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对这个世界、生命、人性的洞察是入木三分的，有这样的洞察他们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绝望的人，但是你发现他们在著作中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就是选择了一种游戏人生的积极的悲观主义。积极的悲观主义同消极的悲观主义是不一样的。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文明是不信任的，对人世是绝望的，但他不会弃绝生命，他会用最高的智慧来游戏人生，并从中找到自由，回归自然，达到自在。中国道家是积极的悲观主义。
后来中国文化会在佛教中创造一个布袋和尚来代替印度佛教的弥勒佛，这是深堪玩味的。弥勒佛是一个未来的佛，中国人很现实，需要把它变成现世的化身，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胖和尚，成天背着一个布袋子，傻呵呵的，毫无心机，没心没肺，把什么事情都看破了。他的布袋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承担。你承担了什么？你什么都承担了，别以为你只承担了神圣的事情，其实你也承担了世俗的事情；别以为你承担的都是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可能你也在承担许多人生的垃圾。人们对布袋和尚的解读没有解读透，他的布袋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他就像拾荒者。拾荒者还有选择，有的东西换不了钱就不拣，拾荒者比常人境界高一点，他能把常人看做废物的东西当成宝物，变成钱。而布袋和尚比拾荒者看得还明白，在他眼里没有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没有什么垃圾和不是垃圾，他一切的一切都往布袋里面装，他的这个布袋代表人生的一切。
其实一切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进步的、反动的，革命的、保守的东西，你的人生都要承担。你肩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里面什么都有，没有办法说清楚，你能坐下来在布袋里面挑拣吗？不能！怎么办？放下布袋何等自在，这是一种很好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你如果可以做到那就是弥勒佛了，怎么可能做到？做不到不要紧，毕竟是凡人。凡人只要认识到布袋里什么都得装，装进去了就得承担，行也布袋，坐也布袋——这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吧。
有几年我活得很绝望，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生跌入谷底，遭逢大变局，身体状况很糟糕。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疾病，让我非常难受。当时朋友送了我一本《易学精华》，清朝时候编的。我突然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琢磨之后发现太极不应该是平面的，而应该是球状的。我终于把这个太极球画出来了，最有意思的时候，我按照45度角进行几个方位的转动，居然转出了六十四象，它可以转出64个平面。我猜想这与六十四卦一定有什么关联，甚至想把它数字化，但很难，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好处是它让我突然有了一种智慧上的顿悟，能够把眼下的很多焦虑释放出来。许多放不下的东西一下子就放下了。所以是《周易》这本书帮了我。
《周易》讲的就是变化的不可测，人是无能为力的，有无助感。这让我把自己过于强烈的主动性、主观性作了一个小结。所谓顿悟，其实是对当下的一个主观立场的调整。而这个调整之所以对你有效，是因为调整你的人，或者调整你的这门学问，又或者是调整你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一种权威和智慧。
这个调整并不是让人从一个主动、积极的立场完全转向消极的立场。它是把一个过于钻牛角尖、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人，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调整到一个更客观一点的立场。就是我们古人经常讲的回蓑。一个物件卞在一个东西里面要转动，一定不可以卡得太死，卞死了就不能转动，要能动一定需要一定的空隙，这就是回襄。
我有一次采访曾侯乙编钟，从编钟木架上的铭文里才知道原来“斡旋”这个词出自编钟。一个插销加一个钩挂在木质的横梁上，吊起来，编钟可以摆动。斡是悬挂钟体的环，旋是用来衔斡的，只有用了这两个部件，才能让声音达到最佳的共鸣状态。没有斡旋就没有编钟悠长深远的乐音。换句话说，没有斡旋就没有和谐。古人就用编钟这两个零部件的名字组成了“斡旋”这个词，后来这个词在表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运用非常广，因为只要有这两个主体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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