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边上的童年
如果母亲没有记错的话，韩少功出生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月1日深夜。照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日子，街面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是很容易记住的。选择一年的第一个日子来到人间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全世界都在庆祝你的光临。不过，考虑到是阳历的新年，中国人并不太当回事，况且韩母晚年的记忆犹如一堵斑驳的墙，能把事情记清楚实属侥幸，因此这个日子也不能全然确定。当然，生日是对是错是吉是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少功出生了，在母亲的血泊中睁开了一双细长的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有什么事情等着他。也许是因为叵测的惊恐，也许是因为别的，他发出了异常嘹亮的哭喊声，这在深夜里听起来像是掉进水里的人的呼救，把夜的黑幕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口。大人们手忙脚乱的，他们自然不会去探究婴儿哭啼的原因，只是从夜空中裂口的深度判断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底气相当充盈。大人通常把一个孩子的哭啼当成欢笑来对待。生产是在医院里完成的，没有人发现他的心跳脉搏比一般人要慢许多。
卸下十个月来愈益沉重的包袱，韩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丈夫韩克鲜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生死未卜。她觉得很累，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欢喜。从她肚子里掏出来的孩子已经有三个，这在当时虽不算多，但家里此时还住着一个姑姑，还有从乡下来求学的亲戚的小孩，生活全靠丈夫和姑姑的工资开销，这已经让她在菜市上颇费踌躇了，现在饭桌上又要添一双筷子，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麻烦哕唆的事情。
韩母名叫张经星，出身湖北省石门县一个大户人家，接受过西式教育，毕业于北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度在学校里给学生上绘画课和书法课。她喜欢带着一群学生到野外写生时的那种忘情山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后来只能以怀念的方式跟随着她。由于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庭劳务，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公职和自己的专业，成为一个全日制家庭主妇——这并不符合她少年时代的梦想。毕竟，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具有这样学历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有如此学历而又做家庭妇女的人可就更少了。
此时此刻，韩父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莽莽苍苍的大山的旮旯里，进行艰苦的剿匪战斗。那地方山高林密，匪徒藏匿在暗处，和当地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却是在明处，危险随时存在，伤亡不断发生，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退却。他并不贫穷也不清白的出身，给他深深的原罪感和不小的心理压力，作为军中少有的秀才，他负责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也迫切希望能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以证明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机会如期而至，一天，他单独执行任务，路过山冲里一个偏僻的村子时，发现了三个到老乡家里找食物的土匪，他操枪上前大吼一声，把三个穷途末路的家伙给镇住了，将他们连人带枪押回部队。后来发现，这三个家伙中有一个还是重要的匪首，他因此立下一等功。
韩父出生于湖南北部的澧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一阵子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国土不断沦陷，人心惶惶不安，学生也无法静下心来读圣贤之书，学校的教学难以为继，他于是投靠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老乡，在军中任职，步步提升，最高军衔直至中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区，一度担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用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中学到的战术与日伪军周旋，有过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接触，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这段历史随着他本人的殁世，已经不再为人所知。儿女们只依稀听说，他接待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中共将领，听过他们的讲课。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韩父所投靠的将领在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势，最终离开军队改任长沙市市长。作为同一条藤上的瓜，韩父随之到长沙市政府任职。和当时的许多官员一样，除了按时上下班，他私下里还兼着做一些小生意，用攒积起来的钱在长沙城墙边上盖了一幢房子，把家小安置在其中。国内战争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人心大失，风雨飘摇。不知是像后来他所说的同情革命，还是两边下注为自己留条后路，韩父暗中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成为“进步军人协会”的活跃中坚，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倒退”的斗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人脉关系，掩护过当时湖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重要干部。其中一位姓陈的地下中共党员，由于被当局通缉，就以韩母亲弟弟的身份，在他们家藏身几个月，以至于这种“姐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两家后人至今也仍以亲戚身份来往。
1949年长沙解放，他很快就换上戎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韩少功出生以后，他才转业地方，先后在省教育厅和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可能是后人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机构。共产党执政之初，大量干部文化程度很低，其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执政党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是他们的补课内容，韩父先后执教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处长、厅长的重头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进行，为了让这些大老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深受学员欢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出人头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由于母亲后来没有再生育，韩少功成了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紧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户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子。四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轮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阳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庭后院，可以种些瓜豆，养些鸡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子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子笼，四毛还是这一带的孩子王，经常出一些歪点子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处乱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子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乱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头中等，体态偏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身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白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阴僻的墙根或灌木林子里逮蜗牛。这时，那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出长长的脖子来觅食。这些不长眼睛又爬得极慢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孩子们的俘虏。四毛他们把抓来的蜗牛放在饱经战火、布满弹孔的长沙城墙上比赛，看谁的蜗牛跑得快。比赛中胜出的两只蜗牛被他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饲养，每天从外面回来，四毛都要蹲在水缸边静静地看它们慢慢地爬行，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仿佛自己就是那蜗牛。那天回来，他怎么也找不到两只心爱的蜗牛。原来是水缸里的水位太浅，母亲舀水时把可怜的蜗牛也舀到锅里，并把它们煮熟了。看着蜗牛的尸体，这个母亲怎么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惨。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甚至是一百年的社会动荡，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终于安定下来，农民有了一小块土地，可以种植水稻、玉米和花生；城市的游民基本上得到安置，有了各自的营生，妓女和赌徒销声匿迹。除了被作为剥削阶级推翻的少数人群，人们对新的社会都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并对未来充满信任和憧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邻里关系相当友善，孩子们更是可以僭越差别愉快随意地交往，就像太阳鸟穿越不同的树林。大约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始后不久，韩家以不到一千元的低价将私房卖给政府，全家搬入位于新军路的湖南省直机关干部教育委员会的大院。与伙伴们的远离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1959年，韩少功刚上乐古道巷小学读书，就赶上了50年代末那场吞没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由于急着要赶超英国并迅速跨人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政府开展了人民公社化的制度改革和生产“大跃进”运动。一方面报纸上出现了粮食亩产上万斤的报道；一方面各地人民公社为了实现这种神话而进行高密度的种植，致使出现大面积的无法控制的病虫害和粮食失收，从而酿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大跃进”变成了大跌落和大灾难。据统计，全国有三四千万的人因饥荒而死去。有的人在路上恍恍惚惚地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饥荒的普遍性和迫切性把人的存在还原为胃的功能，把种种道德理念变得虚妄，对人性进行逼供。在《我家养鸡》等文章里，韩少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
很多人饿出水肿病，胖胖的肉没有色彩，父亲便是如此，他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困难。街上乞丐三五成群，并且出现了抢劫。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小抢劫犯呼地抢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中的热馒头，那人揪住他大哭大喊大打，硬要用水果刀杀了他，但他还是缩着脑袋把馒头吞下去再说。
得了水肿的父亲尽管气喘吁吁，经常头晕眼花，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还是把单位上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都分给孩子们吃。做妻子的看不过去，给他买了一个牛肉罐头，他却说留得过节时大家一起吃才香。结果等不到过节，罐头就被小偷拿走了，这让妻子愤怒无比。
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韩母到乡下去，带回四只鸡。这些生性活泼的物种成了小少功的朋友，他经常逗得它们满院子咯咯咯咯地乱叫。然而，正当他苦于为这些小动物找食时，家里人整天议论着杀鸡的理由和鸡肉丰富的营养。尽管他一次次大哭大闹地吼着：不准杀鸡！鸡还是一只只地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黄母鸡。父亲断了鸡的口粮，他却从自己不足糊口的那份饭中拨给鸡吃。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放声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对弱势生命的关爱，使他的身上有了一些超出人道主义的情感。饥荒年代的这段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
那个时代，大人都很辛劳，家里的孩子也多，除非生病，否则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注，至于栽培，那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有空的时候，母亲还是教她的幼子写写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毕竟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母亲的指导下，韩少功临摹过一些碑帖，特别是清代书法家钱南园的作品。也许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英雄好汉的影响，父亲要求他们看《水浒》、《三国》，不许他们看《红楼梦》，怕他们受到封建贵族脂粉生活的熏染。出于对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的恐惧，父亲要求他们一定把数理知识学好，将来凭专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心事很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给孩子关怀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在回忆起父亲时，韩少功说：“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他只记得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有一次，因为愤恨父亲没有带他们去游泳，姐弟们乘他午睡的时候在他头上扎了个小辫子，还挂了条草须。父亲迷迷糊糊醒来便出门上班去了。还有一次，父亲骑单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瓷片割破，血流如注，躺倒在地上，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其中就有他的大儿子。当儿子发现是自己父亲时，却不知为何悄悄地退出去走了。这让父亲十分伤心，对母亲说：“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然对儿子宠爱有加，与客人谈话时总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作文得奖什么的。
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他最向往的人物也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变故，他应该成为这一类人物——这是他1966年以前心里酝酿着的梦想。后来，阴错阳差，他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作家，那完全是命运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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