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喜交学友，不擅辞令，心诚可鉴，遵循学海无涯、学问无界原则、谨慎穿梭于诸学科之间。身为教授、博导、主任，却不在意帽子头衔，更热衷学者之道。生性好奇，学习古典，不顾久远；探讨新学，不忌时岁，年轻时斗胆研究希腊、罗马之经典，半百后却叩响旅游人类学的门。欣赏一句话：“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后代着想。”

    《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说的走廊，是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也可说是连接于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人类是行走者，自生到死，难以停息。个体的行走，意味着日常的基本运动；种群的行走，则体现为有选择的空间迁移。其中既限于一定的界限又循着特有的路径。古往今来，人这一物种逐渐广布于世界各地，并因各自的血缘纽带形成彼此相分的群团。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便不再费力地四处奔走，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br>    在游猎时代，行走意味着食物的捕获与“逐水草而居”。那时，天当被地当床，四方流动，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也就未出现明显的走廊。进入定居农业，人们逐渐捆绑于土地，开始分为明晰的聚落。但在往昔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虽然日常的空间缩小了，个体和部族的生活也还有村野的循环及婚嫁的流动，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在半径，以及人心敬畏、不轻易触动的自然圣地。只是随着楼房林立的都市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宣示了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群落之间才失去缓冲，没有过渡，亦无空白，族群性的行走被拆散成不相呼应的个体碎片，广漠无垠的空间被改造为彼此设防的边界和界限森严的僵硬领地。文明成为牢笼，走廊被切割为不再通畅的绝途与遗迹……也就是说。人类按血缘聚居、彼此往来且静动交错的空间方式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蜕变。<br>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里，反观以往的自然空间和文化走廊便有了特别的意义。<br>    纵观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各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相对于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再者，结合世界史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正由于有大大小小的“走廊”存在，才使得各“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

    中华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构造<br>    绪言<br>    今天，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一个地理频道的内容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世界大战、历史揭秘、内阁更迭、刺杀总统、间谍疑案、飞机失事、地震海啸、生物奇观、性别秘密、考古谜案、文明遗址、神话情结、生命探索、科技材料、地质地貌、生态环境、气象变化、能源开发……无所不包。这使我们领悟到，地理在此原来只是一个“支点”，当它与历史、政治、军事、自然、社会、文化等联系在一起时，便获得了广阔的叙事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认识和诠释空间。<br>    我们讨论的问题将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根据，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在他新的庞大帝国的边陲做了两件事，即所谓的“北堵南疏”。具体地说，秦始皇在帝国边陲进行了两个大工程——在北方修筑长城；在南方修筑“岭南走廊”，打通内陆到海洋的通道。长城的重要性和标志性早已无需赘言；然而，与北方这个浩大工程相比，在南方的这个工程历来不被重视，其中的“谜结”迄今为止仍未彻底解开。本书将对这个断断续续的历史工程的形貌进行一些考察，以期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一些思路。而当我们致力于对某一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庞大的、传统的文明体系中的边缘进行研究时，地理也是一个支点，所有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包括现场调查、遗址测定、分类抽样、资料搜集、文献考释、采访问卷、样本分析等，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政治地理学的范畴，毫无疑问，也都有了国家地理的意味和寓意。

中华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构造<br>绪言<br>“华夏边缘”讨论的继续<br>中华帝国的政治形貌<br>中华帝国的文化形貌<br>中华帝国的区划形貌<br>中华帝国的地理形貌<br><br>岭南走廊：一个重新发现的文化通道<br>“岭南”考述<br>岭南走廊的“发现”意义<br><br>岭南走廊潇贺段概貌<br>潇贺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概貌<br>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总图<br><br>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的剖面及时空图（地上／地下）<br>家园遗产的-个典型案例——秀水村<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