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江湖到庙堂:晚清的“晚明三大家”
一 本土还是西方:“晚明三大家”的晚清命运
顾炎武与地方自治
从清初就已经开始得享遗民学者盛名的顾炎武,官方认定其治学强项与采用方法,本以经学考证、音韵训诂胜。但到了晚清这个热闹场中,居然顾炎武也无法在清冷的学术中继续把持下去,遂逐渐被褪去“经学大师”、清学开山的光环,而易之以其他面目。当然,这一转变的溯源,或许依然与“道、咸之学新”有关,例如在李兆洛(1769—1841)、黄汝成(1799—1837)锋人笔下,顾氏学问大旨所归,《日知录》中“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论时务诸卷,已经被视为精华部分。如此评价,业已偏离乾、嘉学者对顾炎武考据学的推赏,尤其是四库馆臣对顾炎武经世之务“迂而难行,愎而过锐”的警惕与紧张——晚清以来这一明显转变,正与清初尚带遗民气质的学人见解暗合。
固然,就言论主流而言,此时的顾炎武形象,主要还是停留在一个传统的笼统的解释:“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维风俗,以正政教,以表彰节义,皆有用之文也。”但传统之中依然有了突破、笼统之中依然有了具体,“先生之学非同于名法者”,其中最亮的亮点,更在能够“寓封建于郡县,去专制束隰之治,而一反之于斯民之自为,不欲使其权尽归于人主,可谓有民政之精神矣”。例如毕生倾情顾炎武的章太炎,尽管被胡适称为“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也会暂置学术谨严于一旁,急欲在顾氏主张“封建”的政治观点与同(治)、光(绪)以还行省拥兵、会党横行终于导致清社以屋的现实功用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联系。身处晚清“君学”、“群学”之争当中的顾炎武,被新进学人毫不犹豫纳入了“为群之学,其功在天下”的现代阵营。而这一顾版“民政精神”,被附会得最为频繁的,就是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地方自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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