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项羌——西夏的主体民族
一、党项羌的由来
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中派生出的一支。 “党项”一词，是中原汉族对这个少数民族的称谓，最早见于隋代的史书。吐蕃族称党项为“弭药”，党项羌族也自称“弭药”或“弭人”，北方的突厥族则称他们为“唐古特” （Tangut）。西夏辞书《文海杂类》中对“蕃”的解释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有关“党项”一词的含义，学者们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高寒平旷之地”，‘有的认为是“荒野”或“二水之交”，有的认为是“广太草原”“野蛮人的原野”，也有的认为是“黑色的党项”之意。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项羌族的起源。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早在汉代，羌族就已发展到150多个部落。西羌曾大量内迁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这一时期的羌族在吐谷浑的东边建立了两个小政权：宕昌和邓至，但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有的被吐谷浑所征服，有的逃居于川蜀西部的深山野谷中，有的从青海进入西藏。党项羌应该是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各部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隋唐时期，党项羌族居住的地域逐渐扩展至今青海河曲到四川松潘一带的草原山岭中。“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诸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党项羌族的力范围。党项羌族在唐周边的少数民族中仍然是一个力量相对弱小的民族，一直受到唐朝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唐朝与吐蕃势力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中，党项羌是唐朝着意争取和笼络的对象，是唐朝羁縻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一例。
二、党项羌人
以游牧为生的党项人皮肤黧黑，在黎黑皮肤的衬托下，牙齿显得雪白，他们眼睛深陷，身材高大，剃秃发，戴耳环，穿戴毛毡、毛布和兽皮做成的衣服、皮靴，住的是毛毡帐篷，这样的帐篷便于随时拆迁。
党项羌族是一个骁勇劲悍的民族，“好勇善猎，日以兵马为务”。在党项羌族的文化习俗中崇尚武力，西夏流传的本民族谚语是这样赞美他们的尚武精神的：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箭有功敢入深山。
心怯也别趴下，箭尽也别投降。
肠淌缠裹腰际，腹穿用草塞填。
美人穿上皮袄，也不会变丑。
勇士坐在人后，也不会变弱。
党项羌人的复仇心理也十分强烈， “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实在没有能力复仇的人，就会请邻里帮忙完成复仇计划。如果双方的仇怨得以和平解决，就要举行盟誓仪式，并发毒誓。
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性爱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
“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是对早期党项羌族居住地的生动描述。由于所居地气候恶劣、干燥，党项人过着不懂农耕，不种庄稼，逐水草而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较差，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养殖牦牛、马、驴、羊，以供食用；居住在随时可拆卸的帐篷中；没有文字；没历法，只依靠一年一度的草木枯荣来计算年岁日月。他们以姓氏或居住地作为部落的名称， “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同姓部落又分为一些大小不一、不相统一的部落。在众多的部落中，主要有8个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他们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拓跋氏的先祖。
三、叛服无常
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四、举族大迁徙——党项羌发展的新契机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关系复杂化。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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