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说，沈辽在薛向的推荐下任明州市舶司，应在熙宁四年三月七日以前，且才二年，由于明州市舶弃置，改监杭州军资库。但其太常寺奉礼郎一职并未被罢免。沈辽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祭祀其岳母彭城县君，作有《祭外姑彭城县君文》，其云：“维熙宁七年岁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婿、承奉郎、行太常奉礼郎沈某，谨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外姑彭城县君刘氏夫人之灵。……追往伤今，情何可任？辄陈薄奠，以抒余心。”表达了对岳母的哀悼伤痛之情。且可知沈辽于熙宁七年四月尚任太常寺奉礼郎。熙宁十年（1077）九月，沈辽作有《张司勋墓志铭》，悼念其岳丈张讽。文云：“以熙宁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终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女七人：太常寺奉礼郎沈某……其婿也。余尚幼也。公卒之明年，丧始自蜀归。诸孤将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尚书之兆，使来乞铭。”所谓“太常寺奉礼郎沈某”即指沈辽，此时他仍身任太常寺奉礼郎。《宋史·沈辽传》云：“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亦可以证明，沈辽并未因明州市舶司之废，而不再任太常寺奉礼郎。
此后，沈辽又摄华亭县。《沈睿达墓志铭》云：“会秀州华亭阙令，承漕檄，摄邑事，而监司有挟旧怨者，因是搪摭万端，必欲危中以法。适民有忿争相牵告，事连及君，遂文致之。君不能与吏辩一切，引服受垢，夺官徙永州。”其被贬谪就是因为与人有旧怨，再加上“适民有忿争相牵告”，争论不止，以致得罪。据《挥麈后录》所云沈辽为人书裙带，由于被内侍得到，传到九禁，且由于近幸嫔御偶服之，被发现。“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谕之日：‘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籍为民。”①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九云：“辽登第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内侍买入禁中。神宗见不悦，会遣使察访两浙，就以谕之。时辽为吴县令，坐削籍。”②然此说似有可疑之处。首先，据《沈睿达墓志铭》、《宋史·沈辽传》等记载，沈辽不曾有过“登科”的记录；其次，沈辽不曾任吴县令；再次，沈辽虽尝摄华亭县令，亦尝任阳羡县令，但华亭县令、阳羡县令与吴县令并不同，且摄华亭县令的时间，并不在以上所说的“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之时，而担任阳羡县令的时间也不可考。而据第一章考证，王子韶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擢监察御史，而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上元县，时间在沈辽摄华亭县令之前，时间与之不合。③王子韶乃其二妹夫，用其它罪劾奏，似有欠妥之处，既与《沈睿达墓志铭》所言有不合，又与《宋史·沈辽传》云：“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他使者适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县民忿争相牵告，辞语连及，遂文致其罪。下狱引服，夺官流永州，遭父忧不得释”的说法有出人。若沈辽真有为倡优书裙带而受劾奏之事，那位监察御史也不应为王子韶，而是另一位监察御史。
以上借助《沈睿达墓志铭》、《宋史》、《宋会要辑稿》等资料考述了沈辽在此段时间的为官经历，而其它事迹亦可借助其诗文得以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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