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非某某自著”与“伪书”并不是一码事，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司空见惯，妨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先秦古籍皆非自著”也就被置换为“先秦古籍皆伪书也”，真可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结果弄得无书不伪，无书可信。疑古之风，甚嚣尘上。所谓“疑而后信”结果变为“疑而不信”。加上中国人自古就有“疑人不用”的传统作风，对人如此，待书亦然。现在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先秦古籍皆非自著”这个简单的真理越来越得到认同。我们反思辨伪学史，发现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历史上某些真知灼见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鲜有认同，但终究不可磨灭，终有大放光明之时。<br> 综观《诸子辨》全书，论述简明扼要，不乏真知灼见。如《亢仓子》一书，柳宗元、高似孙、晁公武皆有考辨，宋濂则别开蹊径，并从避讳角度辨伪。诚然，避讳一般有时代特征，可作为考定古书年代的辅助标记，如果仅仅用避讳材料，未免孤证不信。对于类似现象，必须谨慎行事。宋濂在考辨《孙子兵法》时确有真知灼见，他以《史记》所载篇数证今本《孙子兵法》之真，其结论已为《总目》所袭用；他驳正杜牧、叶适之误说，其结论又进一步被银雀山竹简《吴孙子》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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