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扶邻在描述孙中山怎样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时，并不是没有提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对他的刺激作用。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所着重论述的还是西方教育、以至西方社会生活对他的影响。他强调：“孙中山的故乡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十三年外国的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把他推向19世纪中国社会中一批欧化了的思想激烈的人们一边。”（第34页）从而得出结论：“他只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产物。”这就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对20世纪初留日学生的状况和思想变化的论述。史扶邻虽然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来写这个问题，但它的缺点是失之笼统。很难从中清楚地看到：当时客观形势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的发展，怎样一步步地直接推动并支配着留日学生中的思想变化。书中没有指出：当时众多的留日学生，尽管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抱着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情远赴日本求学的；可是，在最初几年，除极少数激进分子外，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他们认为，中国要达到独立富强，应该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而目前先得从教育着手，进行“学战”，才是根本的出路。造成留日学生中大多数人政治态度变化的重大转折点，是1903年夏的拒俄事件。这时，沙俄扬言要吞并中国的东北。在广大爱国青年看来，这就是列强动手瓜分中国的信号，从而激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他们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自动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在清朝政府统率下武装抵抗沙俄。可是，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指责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悍然加以镇压。这不能不极大地激怒了原来就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于是，留日学生中的政治倾向倏然为之一变。革命的要求，顿时上升到主流的地位。本书第十章“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语言”把20世纪初年直到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的思想状况混在一起加以论列。给人的印象，仿佛拒俄事件以前和以后留日学生的政治状况和思想状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就难以使人对事件的发展得到比较完整的、深刻的认识。
还需要谈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实在太急速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地出现，缺乏现成的解决办法可供采纳。孙中山在这样急速的变动中，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常常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和摸索的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彷徨或陷入迷途。这是毫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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