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革命形势不断上扬，爱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得到不断提高，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太炎（1869一1936），又名炳麟，号枚叔，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直斥他们仍抱幻想的光绪皇帝 “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论证了实行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组织的政治活动，与章太炎等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在日本期间，他深感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即希望国人能摆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写就《革命军》一书。1903年4月，邹容避居上海，《革命军》由章太炎润色并作序，于1903年5月出版。后邹容因上海爱国学社和《苏报》大力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被判监禁两年。1905年4月，邹容不幸病死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发行量为清末书刊第一位，达19万余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思潮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不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1903年，陈天华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实行“排满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
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在四川，杨庶堪等人于1902年在重庆组织公强会。1903—1904年间，吴鼎昌、孔庆睿在成都组织华阳书报社，刘汉柏组织公德社。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 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
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地区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部设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同盟会有自己的《同盟会章程》，它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有明确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有公举的领袖；入会者都以个人名义申请，须履行一定的组织手续，入会后要遵守规定的组织纪律；整个同盟会从本部到支部再到分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和习惯。所有这些特点和优点，使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06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得以系统形成。
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
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为280余人，1902年有500余人，1903年近千人，1904 年达3000余人，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8000余人。
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海外，孙中山亦因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清朝政府通缉，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在日本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活动。由于他们在青年中的威望较高，对后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非常之大。留日学生中出现的革命派、改良派，大多与他们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如众星捧月，为了追随亡命客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时，约100名留日学生专门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欢迎会上，出席者有1300余人，连屋外也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
在这期间，不少四川青年也东渡日本求学。1901年，四川派遣22名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而据不完全统计，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 人，高居各省留日学生人数第三位，仅次于湖北和湖南两省。据吴玉章所述，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达2000余人。和各省留日学生类似，他们大多因爱国而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倾向于改良，而另一部分人主要受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影响而成为革命党人。
在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里，除邹容外，来自四川荣县的吴玉章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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