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革命形势不断上扬,爱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得到不断提高,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3年前后,在上海和东京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兴起了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章太炎(1869一1936),又名炳麟,号枚叔,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受改良思想影响,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转变政治立场,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直斥他们仍抱幻想的光绪皇帝 “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论证了实行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必然性。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组织的政治活动,与章太炎等人志趣相投,结为兄弟。在日本期间,他深感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即希望国人能摆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写就《革命军》一书。1903年4月,邹容避居上海,《革命军》由章太炎润色并作序,于1903年5月出版。后邹容因上海爱国学社和《苏报》大力宣传革命而被捕入狱,被判监禁两年。1905年4月,邹容不幸病死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其发行量为清末书刊第一位,达19万余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思潮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不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1903年,陈天华写成《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实行“排满革命”的道理,并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
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在四川,杨庶堪等人于1902年在重庆组织公强会。1903—1904年间,吴鼎昌、孔庆睿在成都组织华阳书报社,刘汉柏组织公德社。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兴起。首先是 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旨在抗议俄军拒不撤军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抗俄。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
1907年江浙两省人民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同年两广地区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从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总部设于东京,举孙中山为总理,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实际上相当于副总理。同盟会有自己的《同盟会章程》,它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有明确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有公举的领袖;入会者都以个人名义申请,须履行一定的组织手续,入会后要遵守规定的组织纪律;整个同盟会从本部到支部再到分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和习惯。所有这些特点和优点,使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06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得以系统形成。
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的日本成为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
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为280余人,1902年有500余人,1903年近千人,1904 年达3000余人,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8000余人。
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海外,孙中山亦因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清朝政府通缉,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在日本等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活动。由于他们在青年中的威望较高,对后来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非常之大。留日学生中出现的革命派、改良派,大多与他们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如众星捧月,为了追随亡命客而赴日本留学的人,更如铁之为磁石所吸引。”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时,约100名留日学生专门到横滨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欢迎会上,出席者有1300余人,连屋外也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
在这期间,不少四川青年也东渡日本求学。1901年,四川派遣22名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而据不完全统计,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 人,高居各省留日学生人数第三位,仅次于湖北和湖南两省。据吴玉章所述,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达2000余人。和各省留日学生类似,他们大多因爱国而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倾向于改良,而另一部分人主要受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影响而成为革命党人。
在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里,除邹容外,来自四川荣县的吴玉章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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