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正误·孟子下·尽心》）理是事物中的条理，因此，理不能脱离气而存在，不能脱离事而存在，说明“理在气中”，“理在事中”。
李塨同颜元一样，也批评朱熹所谓“先有是理，后有是气”的观点，明确指出“无在阴阳伦常之外别有一物日道日理者”（《论语传注问·学而一》），“夫理者，物之脉理也”（《论学》卷二）。理不是在“阴阳伦常”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理就是事物的“脉理”、“条理”。李塨进一步写道：
夫事有条理日理，即在事中。今日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理，虚字也，可为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子张十九》）把理看作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是毫无根据的，理就存在于事物之中，理就是事物之理。这是用唯物主义的理事关系论反对唯心主义的理事关系论。
由于理不能离气，理即在事中，因而不能离事求理，而只能求理于事。颜元说：“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存学编·性理评》）李塨也强调“理见于事”（《论语传注问‘学而一》），“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则理可辨”（《论学》卷二）。“见理于事”或“理见于事”，“因形以察理”，.这是从“理在气中”、“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前提出发，所得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结论，是同离事求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直接对立的。
唯心主义道学家们把人性分为所谓“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认为“天命之性”是天理的体现，是善的，“气质之性”是人欲的根源，是恶的，从而为他们高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制造哲学理论根据。颜元还用如下的例子，说明气质与性不可分的关系：
譬之目矣：眶、龅、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炮、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施、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而后可全目之性矣，非释氏六贼之说而何！
（《存性编·驳气质性恶》）颜元认为，有形质的器官是物质实体，而形质器官的作用、功能则是它的性。譬如眼睛，是由有形质的眼眶、眼泡、眼球构成的物质器官，这就是所谓“气质”，而它能见物的作用、功能，则是眼睛的性。眼睛的器官结构（“气质”）及其作用、功能（光明能视之性），都是自然形成的，不存在什么“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眼睛能见物就是“善”，也就是眼睛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眼睛见物的详略远近，只是它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程度不同，是视力的强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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