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红破坏神——“巴巴罗萨”前夕的苏联红军战备状况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面战争，苏德战争初期红军一败涂地的状况及原因已有大量的论证与分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前红军内部的种种弊病和漏洞搀杂着多种偶然和必然因素，作为一支处于变革波峰的庞大军队组织，红军的错误在于认为自己能够在与德国开战之前获得足够多的准备时间而不必付出过多的代价。本文所采用的资料侧重于探讨当时的红军（不含红海军和空军）编制问题、人事业务效率及后勤保障体系的状况，特别在技术装备的实况分析中提供了不少有力的第一手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提供的线索，我们或许可以试图再现出战前红军实况的部分原貌。
第一部分 概述
苏联工农红军在德军入侵前从未妥善地制订出一个真正有效的动员计划，原因在于1940—1941年的红军正逐步进行组织机构改革，部队驻地、人员与技术装备定额亦时常有所变化。要在有限的时期内为一支阵容如此庞大、编制变化如此频繁的部队整合出二套合适的动员计划实在是非常困难，事实上从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仅仅一年里，红军的动员计划就历经4次全面更改，因此相当多的细节未能在战前妥善安排。
动员计划的大规模改订始于1940年春季，当时红军通用的“第22号动员计划”为1937年11月27日所制订，但旧的计划在1940年已经不能满足新国境和新型部队编制的实际要求。所以红军总参谋部于1941年2月12日着手制订新的动员草案，后来成为“第23号动员计划”，并计划于7月1日之前完成新计划的所有组织工作。根据新计划，红军的动员工作将分为公开和保密两个渠道：公开动员工作由最高苏维埃直接组织实施，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令，红军将在动员令发布之日起30日内完成预备役动员、民用汽车、牵引器材和马匹的征用工作；而保密动员工作则以各军区为单位，根据苏联政府下达的特别指令，以“大规模集中培训”的代号秘密实施。
而西部国境卫戌部队的动员工作又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梯队将包括114个师，西
部国境所有要塞地区，85％的防空军兵力，75％以上的航空兵兵力，所有空降部队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下辖34个炮兵团。这些部队将在2—6个小时内进入战斗状态，处于和平时期缩编状态的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将根据动员令而接收25％－30％的补充兵力和器材，从而转为战时编制。而第二梯队的部队应在动员令发布之日起2—3日内完成战斗准备工作。
在1941年6月22日，红军共编有303个师，其中包括198个步兵师、61个坦克师、31个机械化师和13个骑兵师。在这些部队中，有172个师能够在动员令发布之日起2—4日内完成战斗准备，另有60个师需时4～5日，还有71个师则需时6—10日，而各方面军下辖后勤部门和军事院校则需时8—15日。
“第23号动员计划”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战略防御计划不切实际
红军虽然制订了新的动员计划，却沿用了陈旧的战略防御计划。这一计划的基础是1940年中期由总参谋部制订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于1940及1941年在东西部国境的基本战略部署》。当时冬季战争已经结束，苏联的新西部国境基本稳定。根据这项战略部署计划，苏联红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对德作战中将遵循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攻击思想，在西部国境遭到德国及其仆从国入侵时首先应展开积极稳固的防御战斗，坚决阻止敌军侵入苏联领土的企图；在稳固国境防御之后，各方面军将转入大规模反击阶段，将敌军赶回维斯拉河，并向奥得河上游进军。
根据作战区域，苏军的防御行动分为“南部方案”与“北部方案”。“南部方案”由西南方面军实施，计划于防御阶段初期就向东德的布雷斯劳和西里西亚展开强大攻势，切断德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联系，迫使半岛诸国退出战争，从而令德国迅速丧失这个重要的经济基地。“北部方案”则由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实施，计划先依靠坚固的要塞地区坚守明斯克一普斯科夫战线，其后在动员令发布第25日转入反攻阶段，以105个步兵师、5500辆坦克和5500架作战飞机的兵力占领东普鲁士。在进军东普鲁士的同时，西南方面军应拨出一部兵力用于西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防御，该部亦将转入反击并直抵维斯拉河中游。
《关于苏联军事力量于1940及1941年在东西部国境的基本战略部署》于1940年9月18日提交政府审议，10月14日获得斯大林本人首肯，并指示进一步增强基辅特别军区的兵力。这项战略部署计划原定在1941年5月1日前全部完成，但是到了1941年，部队的大规模改编工作令实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因此总参谋部又在1941年3月11日制订了一项修订案，然而没有被批准。
事实上，全军规模的计划改动也不可能在6月22日开战前完成。因此，红军只能以军区为单位来个别修订战略防御计划，工作重点放在西部国境五军区，其中又以担任“南部方案”主力的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最为优先。根据现存的资料，关于这些修订工作的最早指令在1941年初就由铁木辛哥签发，并指示在5月25日前向总参谋部提交完成的修订案。但是红军能够争取到的时间实在太少，大部分修订案在6月10日至20日才递交总参谋部，后者当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讨论验证和修改。然而这些工作至少令西部国境各军区的集团军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战斗指令，不至于在开战初期便陷入毫无目的的混乱状态。根据修订的“1941年度防御计划”，离国境最近的部队将在接到战斗警报的同时，立即按计划进入指定防区并做好战斗准备；45分钟后，最前线各师应抽调精锐部队组成强化步兵营．用于加强要塞地区和国境卫戌部队；各师主力应在3—9小时内完成战斗准备。
国境部队在接到战斗警报或国防人民委员下达的密电时，即应进入战斗状态，但是后者难以适应敌军不宣而战的特殊情况。因为下达到各部队的密电要经过加密、传达、解密的诸多过程，在传送和解读期间就可能丧失宝贵的反应时间，而一旦指挥联络系统也遭到敌军破坏，则后果将更加严重。此外，复杂的密电指令也不能迅速从高层向基层部队传达，而部队在动员期间亦出于保密目的而严令禁止电报和电话明码发电联络，造成遭到德军突袭之后基层部队和高层指挥部门之间无法有效取得联络。
战斗警报亦分为器材待命警报和器材战斗出勤警报。红军西部国境部队对于战斗警报的反应训练较为完善，还在计划外组织了相关的训练项目。在夏季，国境部队步兵、炮兵和骑兵在2小时内就可完成战备，而在冬季则需要3小时。此外由于器材装备的特殊性，装甲坦克兵和机械化部队在冬季需要4小时才能完成战备，但如果器材保存在恒温库房时，则可缩短到3小时。
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在开战前的新旧战略防御计划都强调了部队高机动作战的重要性，并且对最前线部队进行了有效的加强。但红军当时的实际技战术水平跟不上这些高标准的防御计划，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原本就建立在错误评价苏德双方部队作训水平的基础上，体现出苏联当时对于德军的战备状况、攻击能力和危险性的轻视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盲目乐观情绪。此外，防御计划未能正视当时局势的爨张程度，没有给动员战备工作留出必要的时间。这两点，使得开战前的红军战略防御计划并不符合动员计划的实际需求，导致相当多的部队在战争初期未能发挥应有战斗力便白白损失。
1941年6月21日23时30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终于决定让西部国境五军区部分进入战时体制，即便如此，’动员的程度也是极为有限的，并非完全的战备措施。训令于6月22日0时30分向西部国境各军区下达，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密电的解读工作和向基层部队的传达耗费了不少时间。以西部特别军区为例：该军区于1时45分收到密电，于2时45分才向下辖各集团军传达，实际上各集团军大约在凌晨3时才收到训令——而其内容也不是“实施1941年度防御计划”，而是对于动员期间行动的限制条款——直到此时，苏联仍幻想从德国方面争取更多的时间。但事与愿违，凌晨3时15分，德军即发起“巴巴罗萨行动”。
战前工业能力无法满足动员计划需求
根据“第23号动员计划”，红军在完成动员部署后应拥有兵员334万人，飞机32628架（其中作战飞机22171架）、火炮及迫击炮106000门以上、坦克37000辆、装甲车10679辆、牵引车辆91000辆、汽车595000辆。
然而苏联1941年的工业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庞大计划的需求，当时全苏工业生产能力只能满足计划坦克数量定额的71％和作战飞机数量定额的67％。而部队的器材定额实际充足率只有：坦克器材60％、高射炮器材65％、通信器材及工兵器材50％-75％、水油供应器材20％－35％。
“第23号动员计划”所要求的技术装备，实际上相当于当时苏联至少五个年度的工业产量。在1941年春季德军已在边境逐渐集结的情况下，这种不切实际的动员计划无疑是完全错误的。战时经济体制当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部队需求的漏洞，但必须考虑到在完全进入战时经济体制之前补充部队损失和新编部队亦需要一定量的后勤储备，然而这一点也是红军当时的软肋之一。因此这就造成了不先动员工业生产就无法满足部队动员计划的局面，寄希望于开战后的战时经济体制来迅速满足部队需要是不现实的。幸运的是，苏联极其出色地组织了工业动员和工厂设施的转移，但战争初期在技术装备方面还是经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在所有技术装备中，红军最为短缺的是军用汽车以及各类牵引、运输器材。即便算上动员计划中预计可以征用的347000辆工业用及民用汽车，50000辆农用拖拉机和54000辆摩托车，也只能满足动员需要的81％，其中半履带牵引车只达到要求的70％。缺员的87000辆汽车只能算在1941年工业生产计划里。所以，实际状况是动员后的军用汽车数量不但不足，而且其中46％为性能无法满足军队需要的民用车辆，而牵引车辆更是只有定额的57％，对于机械化部队的作战和后勤保障来说是极其严重的隐患。红军各军区直到开战前都未能解决牵引、运输器材的短缺问题，各师也缺乏足够的熟练驾驶员（详见后述）。运输器材的短缺状况直到西方国家提供的租借援助走上正轨之后才得到了大幅度缓解。
后勤部队状况无法满足动员计划需求
红军后勤业务虽然由后勤部统一指挥，但补给部队却直属于国防人民委员及其7位代表。后勤部队的动员计划对于前线作战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在开战前，红军后勤储备的数量是根据前线3个月作战的需要而计算出来的。即便在动员体制下，红军的日弹药消耗量仍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作战所需储备而估算，对于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要求认识不足。此外还需要储备4—6个月作战所需的人员口粮和畜用饲料，全部储备必须满足动员所需数量的140％-160％。根据1941年6月1日的统计，红军总计887个常设后勤基地中，有340个设置在西部国境五军区，占总数的41％；此外还设有部分政府管辖的中央仓库和石油供应部的燃料基地。然而，西部国境各军区由于仓库面积不够而造成无法储备足够物资的窘况，例如弹药和燃料实际只能保证1个月的供给。
运输器材的短缺状况也困扰着红军后勤部队，他们尤其缺乏汽车。因此，缺乏有效运输手段的后勤部门不得不将大部分弹药储存在尽量靠近部队辖区——也就是边境地域，共有超过3000万枚炮弹和迫击炮弹储存在西部国境五军区或边境地带，在战争初期德军怒涛般的进击中，这些物资大多被抛弃或落入敌手。红军后勤部队的编制并不精干，很多单位在没有适当作训条件的基础上草率组建，人员数量和作训水平低下，加上缺乏运输器材的状况，造成后勤部门在战争初期并不能为前线部队有效完成补给任务。
部队指挥员教育水平不高、经验不足
根据1941年1月1目的统计，苏联红军共有各级指挥员579581人，其中包括空军1 13086人和红海军39533人。
红军的指挥机构在1934年至1941年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批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员遭到莫须有的指控和逮捕。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时期为N．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的1936年中期至1938年底。在肃反扩大化的1937年5月至1939年9月间，约有36761名红军各级指挥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对高级干部的打击尤为严重：5名苏联元帅中3人遇害，15名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指挥员中13人被处决，85名军级指挥员中62人被处决，195名师级指挥员中110人被处决，406名旅级指挥员中220人被处决。此外，75％的上校受到肃反波及，上校以下的指挥员则有10％被波及。65％以上的红军政工干部也被肃反打击，甚至损失了政治部主任加马年科（一级政治委员，1937年5月拒捕自杀）。
政治风波的影响经常被夸大，必须指出的是，在肃反高潮过去之后，于1939年至1940年期间，共有超过13000名被波及的红军指挥员得以恢复名誉并重返岗位。但肃反最大的恶果便是极大地抹杀了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和其对手——德国军官团及国防军士官阶层的精神面貌正好相反。在战争初期的红军中，下到连长、上至军区司令员，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找上级汇报请示才敢作出决定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思想包袱无疑是肃反阴影加在红军指挥员身上的无形枷锁，严重制约了红军战斗力的正常发挥。
其次，红军在肃反中损失了包括伏龙芝军事学院校长在内的大批军事教育工作者，造成红军指挥员教育水平下降。如1940年秋季出席步兵总监审议会的225名步兵团长中，只有25人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其余200人的军事教育程度均为中级或初级水平。根据1941年1月1日的统计，在红军指挥员中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员比例仅为7％（不到1936年同比例的50％），60％为中等军事教育学历，25％为短期培训学历，另有12％未曾接受过专业军事教育。而且由于缺少熟练教官，导致军事院校的毕业生素质难以达到预期水平，教材亦跟不上时代要求，由此培养出的新指挥员对备战工作只能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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