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共同面临的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因此，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这一问题，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产生实效，则它的价值、功能、地位就都没有着落，它的继续发展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江泽民同志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的，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的。他进一步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和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要成为今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提出的“今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其中就包括增强“实效性”这一关键环节。因此，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与增强的客观规律，乃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努力钻研，以便尽快帮助人们把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客观规律。
沈壮海同志的新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顺应时代需要，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探讨，其思想之敏锐，观点之新颖，论证之深刻，为同类著作所不多见，读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探讨，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特性。两千多年来，我国一代代先哲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时代要求探讨过这一问题；放眼世界，东西方各民族也都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中探讨过这一问题。这些探讨，就其具有某些共性而言，对于我们今天关于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思考无疑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例如，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对于思想教育的社会效用就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主张思想教育要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明道学家“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腐儒学风，力主思想教育要在“转移人心。整顿风俗”上见实效，以“驯致乎治平之用”，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显然，顾炎武关于思想教育有效性的论述，对我们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与此相一致，西方各民族思想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探索也有许多优秀成果值得重视。例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教育要“产生最佳效果”，就必须使“习惯的教导”和“理性的教导”协调一致。他所说的“习惯的教导”，具有“实践”的特色；他所说的“理性的教导”，具有论理的特色。这样，他实际上是说，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毫无疑义，这一关于思想教育有效性所遵循的法则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亦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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