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身体部位中，最能展现内心神思的是眼睛。因此，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除了眼睛之外，面部是表情最丰富的区域，羞愧、生气、慌张、喜悦，如此等等，都会在面部——显露。压抑不住。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也可以说：人的面部是最能体现灵魂的图画。面部表情显示着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观察面部表情，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距离幸福的远近。“面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其说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如说它是尊严与虚荣的混合。总而言之，“面子”显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和影响。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一度是个受人嘲笑的对象，但是穷人也有穷人的面子。在去贾府之前，他们有一番商议。刘氏以为去贾府无异于“打嘴现世”，也就是丢脸。最后，刘姥姥对狗儿说：“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这里的“嘴脸”、“卖头卖脚”和“老脸”分别对应的就是狗儿、刘氏和刘姥姥的面子。与此相对的一个词是“世面”。“世面”可以理解成“世界的面子”，一般是指富贵人家的大场面。
穷人怕丟脸，富人也一样。傻大姐在园子里的山石后面拾了一个十锦春意香袋，上面绣着两个人赤条条地盘踞相抱。她以为是两个妖精打架，正在那儿傻看，被刑夫人见了，“吓得连忙死紧攥住”。之后由王夫人转给凤姐，竟然是一段声泪俱下的训斥：“自然是琏儿那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王夫人把脸面和性命联系在了一起，看来富人爱面子并不比穷人逊色，也许越是文明人越要面子吧。与丢脸相对的是争光，争什么光呢？争脸上的光。中国人的争光多半不是单纯地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属的那个家族。所谓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高鹗所续《红楼梦》中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体现的就是为家族争光的思想。
面子的威力一般要在人际交往中才会显示出来。在身体社会学中，面子发挥着极其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国外有学者把面子在中国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抬高自己的面子，抬高他人的面子，让自己丢脸，伤害他人的面子，维护自己的面子，照顾他人的面子。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就是面子的事，诚如林语堂所说：
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吏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以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爱面子和爱浮名一样具有极其鲜明而彼此相关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死要面子活受罪”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所谓“要面子”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保持作为一个人所有的虚荣心而不惜采取的一系列自苦行为。它表明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不可能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他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礼仪和文化传统的规范与影响。因此，人就有可能做出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来，这样做是为了向自身所处的社会看齐，从而维持自己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应有的面子。所以，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支配中国人的外在力量。
在中国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浸泡在观念的海洋里。在很大程度上，人就是为面子而活，甚至为面子而死。林语堂总结道：“它是空虚无实际的，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林先生认为面子是空虚、空洞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面子是儒家礼仪规范和面部这个表情丰富的区域的巧妙融合，并因此成为一种调节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德力量和社会风俗。儒家文化就这样深入到了人的面部之中，这是儒家文化的独到、精妙和高明之处。因此，中国人要上进时便说“人活一口气”，这里的“气”就是维持面子的底气；斥责一个做错了事的人就说他“不要脸”。关于这一点，外国人也认识得非常清楚：
“面子”在中国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来获得的。而“脸”则是社会中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如果一个人丢了脸在社会中就很难正常生活。“脸”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一种内部戒律。(迈克·彭等《中国人的心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迈克·彭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是西楚霸王。项羽本是一位乱世英雄，但他有勇无谋，心地善良而不狠毒，刚愎自用而不会用人，最后在四面楚歌中自刎身亡。司马迁曾批判他那种“天亡我也”的论调。过了多年以后，杜牧还私下里和他谈心：“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面对胜败无常的战事，杜牧建议项羽包羞忍辱，卷土重来，宋代才女李清照却称道他“不肯过江东”的气节。其实项羽之所以“不肯过江东”，正是由于他受不了失败的耻辱，“无颜见江东父老”，说白了就是丢不起人。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法制观念，在情与法的争执中，往往以情胜法而告终。这里的“情”就是人情，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面子。所以，在中国古代往往是情大、钱大，而不是法大。豫剧《三哭殿》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秦琼的儿子秦英打死了当朝国丈，依法应当偿命。但是她的母亲银屏公主以及母亲的母亲长孙皇后都在为秦英求情，而庞贵妃则力主为父报仇，结果弄得一国之主也束手无策，脸面尽失：“今日里为了斩秦英小将，金殿上，她(长孙皇后)要碰柱死，她(银屏公主)要刀下亡，你(庞贵妃)也要削发舍孤人庵堂，哭哭啼啼闹朝堂，岂不叫满朝文武耻笑为王？”最后，连唐王也倾向于人情了。于是，他劝庞贵妃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念皇儿念为王，皇儿为王都不念，念他父为国守边疆。”结果，这个唐王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一样糊里糊涂地让面子做主了，秦英被免除一死。中国人不是没有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先秦法家人物商鞅、韩非都是强调以法治国的，遗憾的是他们都不得好死，而且此后很少有人效法。中国古代的刑罚也并非不残酷，但是，那些刑罚不是围绕法制实施的，往往是随意量刑，甚至就是为了刑罚而刑罚。这就是造成中国金钱社会、人情社会和面子社会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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