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显露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那段光阴，既与西方近代世界活动紧密相关，又与其国族进程难以分割。那一百年间，人类学各学派在互动中形成了某种一致的传统。由彼及此，“他者为上”，由远而近，从他者反观自身，是其特征。人类学家向来可谓有“从土著观念出发”的气质，他们在“落后文化”面前的谦逊心，对于文明史的衍生物“新鲜事物拜物教”的批判，对于“历史的垃圾”的珍惜，都富有洞见，深含善意。然而，他们的洞见与善意，却常被那些令人神伤的知识困惑所抵消——如何把表现其研究姿态的气质贯穿于叙述之中？如何才能真切地尊重“被认识者”的历史与思想？在反思“当地知识”概念中，我表明，要在研究中贯穿洞见和善意，便要看到“被认识者”的历史与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妙，就须更深刻领悟“当地知识”在哲学与经验方面的价值，将观念、心态、经验、认识等放在自身的历史思索中，开拓一种内在于混合的历史与博大的“当地”世界思想的视野。这一看法，针对的是人类学的那个不易克服的缺憾：在比较“彼此”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因深受将“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二分的“方法论伪客观主义”的制约，而在其迈向文化理解的进程中，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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