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第11辑）》收录的文章，除了赵园、夏晓虹、梅家玲、沈国威等大作值得期待外，主体部分是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13日）的专题论文或发言整理稿。除了收录在此的十三则长短文章外，《现代中国》涉及的话题，集中在大众传媒对于文学生产的“赞助”与“限制”，尤其是其间所呈现的政治权力、文化资本、编辑策略、审美意识、文人集团、读者趣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左翼/右翼、京派/海派、学界/文坛、作家/书局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纠葛，还有城市与乡村、经典与大众、主流与边缘、记忆与遗忘等之此消彼长；所有这些，都值得学界认真辨析。

    一日编纂法典为今日第一急务，宜作速精审从事，而尤当注重民法也。职闻立宪之所以异于专制者，日专制国恃人而不恃法，立宪国恃法而不恃人。恃人者，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凡人不肖者恒多于贤者，故治日少而乱日多。恃法者，法苟善美，则纲制有常。贤者善用法，益可以致国家于安荣；不肖者为法所限制，亦末从自恣以为民蠹。故立宪国亦名法治国，言以法为治也。考各国法律，其编纂为法典者，日宪法，日民法，日商法，日刑法，日民事诉讼法，日刑事诉讼法。其余特别单行之法律，不可以数计。举国上自官吏，下逮民庶，无一人一事不轨范于法之中。民既非法末循，故法愈不可以不备。夫以诸法之性质论之，宪法为组织国家之法，实诸法所从出，其重要自无待言。但兹事体大，非审之又审，不能轻易发表。明诏谓“俟数年后，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宣布”，诚知本之言也。惟宪法未布以前，各种法律不可以不次第制定，否则不能举法治之实，而所谓“预备立宪”者亦将徒托空言。今者商律已布，民、刑诉讼法亦既粗定，是朝廷注重立法之意，既宣示于天下。顾职窃闻诸东西学者之说，谓民法者，诸法中之根本法也。一切重要之权利、义务，大率皆规定之于民法中。民法所具者，他法得适用其规定，而不与之触背；苟无民法，则他法之条文将繁至不可杀，而犹无以善其用。如今者虽颁定商律，然以商法对于民法，则民法其普通法，而商法其特别法也。各国通例，凡普通法所已规定者，则特别法省略之。故商法之法文，其言适用民法第几条者不可胜指。今我国新商律多取材于他国，而未先有民法以提其重要之纲领，故商律虽颁，而窒于用也。又如今者已编定民、刑诉讼法，然以诉讼法对于民法、刑法，则民、刑法其主法，而诉讼法其助法也。助法本以规定主法适用时之次第，东人谓之手续法，主法未立，则末从适用，而适用之次第更何自来？今我国未颁民法，而先颁诉讼法，又无怪乎执法之吏视此诉讼法若疣赘也。职以为，今日中国所最急者，莫如立法事业；而立法事业之最要者，尤莫如民法。民法者，所规定人民与人民相互之权利、义务。民法一立，则举国人民受治于同一法律之下，生命、财产得所保障，民乃得安其生，乐其业，无复愤慨反侧之思，以危及国家，故文明诸国特重之。彼泰西无论矣，但征诸日本。日本自明治元年，大权复归于王室。明治三年，设制度取调局。其局长江藤新平首取法国民法，使箕作麟祥翻译之，采其适于日本者，而芟其不适者，即认为日本暂行之法律。明治五年，江藤氏为司法卿，聘法人布士奇，使为民法草案；未成，而大木乔任氏继之，亦汲汲注意此业。明治十二年，特置民法编纂局，聘法人巴梭拿使起草，至二十三年，乃渐告成公布。其一部即日本旧民法是也。公布之后，又以其取裁纯在外国，或不适于本国之用，乃别置调查局，由本国法家精审去取。又历七、八年，至明治二十九年迄三十一年，分三次公布之，即日本现行民法是也。

资料与考释
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论文
流动的教室，虚拟的学堂——晚清蒙学报刊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  与表述方式
梁启超与日语——以《和文汉读法》为说
现代性与记忆——五四对林纾文学翻译的追忆与遗忘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语体选择——以曾朴的翻译实践为例
越界之恋与现代性的欲望想象——论王韬《淞隐漫录》和《漫游随录》的漫游、言情和追忆

文学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
三十年代的文学出版与文学地理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传播
学术的组织与纪律
华语电影研究——方法与角度
文学与媒体的对话——有关张爱玲影视改编的研究
《明报》“世纪版”经验谈

文学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下）
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
印刷的共同体——重读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及《凶宅》
先锋性的探索——论《新文艺》的“转向”
论《幻洲》中的香港来书——V城1927
学生的园地还是园地的学生——香港《星岛日报·学生园地》初探
副刊的“守门人”——从《华侨日报·文艺》作品看副刊主编的角色

演讲与评论
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
解读“当代中国大学”
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