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政治统治，或者说与政治专制相联系的，是适应私人政治而采取的策略，表达的是君主私人的意志与利益要求。公共政策则是应公共管理或者社会治理而生的，是民主政府应对公共问题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其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公共性之中。公共政策表达的是公共利益的要求，是公共意志的产物。所以，政策完全不同于权术。
首先，公共政策与权术所要解决的任务完全不一样。权术所要解决的任务是如何维持与巩固君主专制秩序，保护君主垄断性权力。正如嘉庆皇帝所自称：“即朕亲政以来，……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①在权力支配经济的古代社会，权力越大，则其所带来的私人利益也就越为丰厚。所以，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社会，最高统治者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公共权力变成实现私人利益的手段，因而不惜任何手段将权力紧紧地攥在其个人手中，唯恐权力落到大臣之手，更不愿意让民众拥有任何的权利。儒家学者要求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宣扬以德治国。但是，他们所宣扬的德是适应专制统治的德，对他们而言德就是对君主与上级的绝对服从，是适应专制统治之德。因而德治最终目标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君主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专制之需要，一方面要民众完全臣服于其统治，遵守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为了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他要将自己打扮成道德的楷模，给其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韩非更是直率地说出了权术的目的，君主所以要学会权术，就是要驾御臣子，将权力控制在君主一人之手。君主不可有任何仁慈之心，治理国家应当务法不务德，甚至为了维护君主的威信，可以不择手段，玩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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