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论》的民族文化情结
冯友兰先生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将近十年的生活中，我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①按照冯先生自己的说法，这六部书，实际上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人类社会的生活，从根本上说，只有两大类内容：一类是物质生活的内容，一类是精神生活的内容。而对于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所形成的思想就是哲学。所以我们说，冯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六部书是使他成为一位饮誉海内外的大哲学家的扛鼎之作。
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所关注的是事物的一般道理和普遍意义，这正是《新理学》所讨论的内容。但正如冯先生所说，民族的兴亡与变化，倒是给了他许多的启示和激发。如果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那么，以《新理学》为纲的六部书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如果这样说的理由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作为最哲学的哲学的《新理学》的成书就不单单是有纯哲学理论的兴趣，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一个小小的日本，为什么敢对“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②的东方大国发动侵略？这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直接结果就是民族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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