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学与洛学的消长
南宋儒学的开始是与宋室南渡前后百年间的王学、洛学的升沉和消长相联系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无疑是决定于哲学思想自身的内容，但哲学思想于现实中的升沉与消长，直接的原因则更显见得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构成。而对于王学与洛学而言，这外在的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与教育。
第一节 新学与洛学的升沉消长
王安石于熙宁当政以后，他主编的《三经义》深得宋神宗的肯定，神宗讲：“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于是颁于学官，称《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依据。这种现象当然为儒学中的其他学派所不喜，只是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攻击王安石。苏轼尝云：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但是，凭着政治的权力和科举的导向，王学事实上占了优势。
这种优势从正面看，是王学的影响极大，所谓“安石（《三经新义》）行，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出山，随后二程兄弟上台（程颢除宗正丞，未行而卒）。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拜相，三月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四月再受经筵之命，同月王安石逝于江宁。在这场政治大变动中，熙宁新法虽一一尽废，蔡碓、章悖、吕惠卿也次第罢免，而且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形式和以《三经新义》为依据表示不满，但除了新法与人事以外，科举方面没有受到冲击。事实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在同一政治集团中也受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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