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干部学校的大学教师学术权利趋于“政治本位”形态,首要的根源是抗日战争这重大的任务决定学术要为战争服务,教师要以服务军事、政治斗争为基本价值取向来开展学术活动。
(一)抗战的紧迫需要
1935年的“何梅协定”与1937年的“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民族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却很不适应抗日与民主斗争的需要。从数量上看,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党员和干部损失严重,南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2.5 万人。从文化素质上看,干部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占相当大的比重。据安塞县统计,该县区一级干部中,文盲比例为:区长占57.1 %,自卫军营长占85.7 %,妇联主任100%,工会主任占67.1 %,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占28.6 %。从政治素质上看,由于广大干部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在实践中往往靠经验办事。从世界观上看,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他们虽然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同时,边区还有很大一批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但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转变世界观”。①
为了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培养大批政治军事文艺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在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一心抗日救国知识青年的理解支持,大批的知识青年从祖国各地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真心抗日的延安,参加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红军大学不仅要承担培养军事人才的任务,还承担着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政治培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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