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承灏，安徽淮南人。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迷途书童，躲进小楼以码字为乐。擅长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其精神世界的重建，以心证史，仿佛亲历；文字轻松，说史透彻。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人有意无意埋没的玄机和真相。已出皈作品《大唐帝国》、《官家定律——中国古代权力智慧源代码》《窃唐》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宗族为团体的乡土社会，这也是“血统论”产生的温床；与血统相对应的是深入古代文官骨髓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系统中，血统和道统就像武侠世界里的双剑合并，只有合并才能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一旦分离，权力系统就面临着瘫痪，金銮殿上那硕大的龙椅也会轰然倒塌。
　　在古代官家权力结构中，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个人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对于古代官员来说，正式权力是有限的，而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得来的非正式权力却是无限的。

　　权力的血统论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宗族为团体的乡土社会，这也是“血统论”产生的温床；与血统相对应的是深入古代文官骨髓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系统中，血统和道统就像武侠世界里的双剑合璧，只有合璧才能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一旦分离，权力系统就面临着瘫痪，金銮殿上那硕大的龙椅也会轰然倒塌。
　　在一个血统统治的国度里，衡量一个王朝的更替兴亡，看的不是别的，而是权力行使者的名和姓，也就是权力血统的纯正度。血统是以血缘作为核心价值来获取权力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旦权力的创业者夯实基础，那么对于其后的继任者来说，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如果说继任者的正统性由创业者交接而来，那么创业者的正统又是从何而来呢？可以肯定，他们是通过个人的奋斗（包括暴力和阴谋）摘取了那顶熠熠生辉的帽子。在这里，血缘成了官家集团获取权力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获取权力的资本。西汉建立后，刘邦又将诸侯分封制拿了出来，原因是他认为秦朝的迅速败亡是没有分封同姓王。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刘邦还是将巩固官家权力的宝压在了血统上，这是统治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是维持官家权力递延的常备装置，从世袭到分封再到和亲，无不处处围绕着权力的血统论在做文章。
　　按照血统关系亲疏排列结构：直系亲属、一般亲属、亲属的亲属、朋友的朋友等，这就是利益的分配格局。如果血统没有任何变化，而维系它的道统却发生了质变，新道统又与他血型不配，这样就会出现权力的排斥反应，这应该是权力结构中最糟糕的一种局面。
　　1.权力的根时代
　　公元485年，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南齐统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富人造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历代农民起义多是因为受苦受穷受压迫活不下去了才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富人阶层，造哪门子的反，谁愿意拿自己身家性命当儿戏。
　　从古代浙江富人起义这件事当中，可以推断当年那一带的富人肯定不是小数目，否则绝对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因为起义不是请客吃饭，拉几个人随便凑个份子，只有公权力触及到了富人的私利底线，才有人愿意冒着砍头的危险跟着你干事创业。造反行业是高危行业，是官家集团眼中“大逆不道”的行为。
　　这次富人造反行动的带头大哥是一个叫唐寓之的人，事件的导火索是反检籍，也就是反对政府清查户口。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是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这要从东汉时期的权力结构开始说起。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做“士族”，相当于当时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属于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扯闲篇混日子的那种人。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对于古代官场中人，他们最为看重的东西应该并不完全是财富，还有手中握着的权力和传于世间的名声。可很多时候，权力、财富和名声都是结伴而行，权力丢了，财富和名声也会随之而去。就算你家有万贯，也没办法买个太阳不下山。官府一道公文，所有的前程往事都随之烟消云散。抄家事小，保命事大。也难怪秦朝名相李斯会在自己脑袋落地之前，对儿子说出那句经典之语“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句话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做的重新评估！可生命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李斯会舍得用手中权力去换取快乐逍遥的日子吗？我看未必。
　　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命不换。士族集团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弄个土财主当当，他们早已将目光锁定在了权力资源上。他们要的是权力的垄断，而非与谁共天下。
　　那些士族大佬们早就将这权力“美人”揽入怀中，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情人。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毫不客气地一一收入囊中。自己享用还不算，又形成了一套世袭制度，子子孙孙直到官N代。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老子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奉行的就是这一套。晋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职位虽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权力核心这个小圈子。这应该是圈子政治的源头。在当时，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可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其他人无法染指。
　　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拉到医院都抢救不过来。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哥哥一不留神考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回家告诉嫂子。嫂子听说自己的老公中了，高兴得一蹦三丈高。弟弟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又看见自己的嫂子这样。他决定折腾折腾这个不懂得何为低调的嫂子，他说：“你瞎高兴啥？考中了的，那话儿（生殖器）是要割了去的！”嫂子当时就蔫了，夫妻生活都过不成了，要那个官有什么用。等哥哥兴冲冲地回家报喜，却看到自己的老婆在一旁哭哭啼啼，就忙问怎么回事。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男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让老婆验明正身，老婆这才破涕为笑。哥哥看着自己的傻老婆，感慨地说：“难道我堂堂的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
　　由此可见，男人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女人将生活看得高于一切。
　　笑话总归是笑话，可有时候笑话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在中国历史上，把进士看得比男根重要的人多如牛毛。
　　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南汉的弊政究竟是怎样的呢？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政权，当国之君叫刘岩。刘岩的政权留在历史那一页的只要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变态。原因是他喜欢用变态的杀人方法，滥用酷刑，并且杀人的时候自己还要当场亲自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一边看，一边还流着口水。就是这么一个变态的家伙，还推行了一项基本国策：想得到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之士。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着巨大的鸿沟，两大集团互不买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与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相比较，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士族阶层恨不得将庶族的权力空间挤压得无形，因为士族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人，此人出身于江南豪门，属于根正苗红的士族青年。他有两个同事，秋当和周赳。当时这两个人和他都是中书舍人，在一个部门任职。而秋当、周赳的身份是庶族。有一次，秋当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去做客。周纠显得很不情愿，他说：“恐怕人家不会给咱们好脸子看，别自找难堪了。”秋当不以为然地说：“咱们现在已经和他是同事了，不要顾虑太多，难道你还怕他不陪我们一起坐坐吗？”
　　俩人于是放下了心中顾虑，鼓足勇气到张家去做客了。张敷算是够朋友的，他为自己的寒门同事特地安排了两个座位。座位安排好了，可主人张敷担心这两个寒门兄弟靠脏了自己家的墙，就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得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等到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又召唤下人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这一嗓子让秋当、周赳再也坐不住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真是自讨没趣。
　　寒门百姓，在那些士族眼中都被划入“小人”之列。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门士族。有一次两人结伴出公差，一直忙到太阳偏西也没有吃上饭。就在两人饥肠辘辘，抱怨满怀之际，一个他们认识的朋友为他们准备了酒菜，菜肴非常丰盛，档次也不算低。无事献殷勤，刘惔并不领情准备抬腿走人。可王濛的阶级觉悟没有他那么高，加上实在饿得难受，就对刘惔说：“不过是吃顿饭，填饱肚皮而已。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呢？”刘惔一脸正色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用一顿饭就拉拢腐蚀我们，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可笑的是，《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居然记载到了“方正”一章里，实在让人看不出来“方正”之意藏于何处？能看得出的只有豪门子弟鼻孔朝天的自大表情。在我们的形象世界里，两晋的风流雅士散淡儒雅，透着文人雅士的桀骜。可谁又能读出他们心底的贪婪和攫取利益时的不择手段。
　　不光在对待庶族、寒门的态度上表现得不容商量，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分个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引以为荣的资本就是那一张“士族俱乐部”发放的“VIP金券”，拿着它就可以登堂入室，鄙夷世俗。在当时，那些早年渡江的百家士族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他们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作为荣耀的象征。而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上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在别人面前显摆自己家门的招牌，时时处处显示一个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属于典型的寒门。有一天，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当朝的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臭模样，样子摆摆也就算了，可这位爷以戏人为乐趣，他问道：“以前在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算你什么亲戚？”说着话，他又喝令下人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这等于是在取笑路庆之的出身。皇帝的舅舅尚且受此待遇，其他人等就更不用说了。路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大怒，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如此拿自己娘家人开涮，她这个太后的颜面何存？路太后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在身份这个问题上，皇帝也不好强出头。士族强力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份、地位有了天壤之别。严格的等级观念，深深扎根于官家权力结构之中。
　　——王侯将相真有种
　　魏晋时期，在达官贵人的家门口通常都会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柱子称“阀”，右边的柱子称“阅”，这两根柱子的功用就是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炫耀家族的荣耀。阀、阅因此便成为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所以在当时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门阀制度可以说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膨胀的产物。它发端于东汉，极盛于魏晋，到了南北朝时逐渐走下坡路。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官、名望较高而且代代相传的人，才能被承认属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或“茂姓”。他们不但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就是放之四海也是牛人世家。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人又敢不识君。其他大族虽然也能混入士族序列，但身份和地位只能望其项背。
　　对于士族来说，门第族望高于一切，因为这是他们通向权力的登云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高贵血统”，保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洁性。中国人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应该与此有关。士族之间互相通婚，拒绝士庶联姻。在平时生活中，他们也鲜有交往，偶有交往，也是点到即止。士族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采用了各种办法，其中编撰“家谱”最是风行。他们希望借此将祖上的荣光照进现实。
　　那些把持高位显职的士族大鳄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助长这种风气。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面，组织上是一定要“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用来防止庶族人员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谱局”，其实这个“谱局”很多时候的表现是完全不靠谱的。士族为了标榜自己闪闪发光的身份，还发明了一套烦琐的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
　　也就是说，在这班人面前，绝对不能舌头打滑说出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就连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的话，便是犯了忌讳，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宴招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于是连呼左右将酒温一温再饮。没料到这一嗓子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觉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可他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一时之间情绪激动，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实话，就是王忱有所准备，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别人的忌讳，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高人，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真是让人佩服之至。
　　在这种动辄就往脸上贴金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成为当仁不让的特权阶层。比如梁武帝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士族，不许动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对这些特权阶层来说，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法律只对庶族和寒门人士造成伤害。士族人员犯罪，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会立马撕去温情的面纱，如该连坐的，无论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另外，士族还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进自己的腰包。东晋时期，山阴的豪强士族们纷纷走经商之路，用手中的权力去兑换利益。谢安有一个同乡被罢官后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广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们都跟在他后面争相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也就是不用扛枪到边境站岗放哨。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要去服兵役。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破坏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就连组织上选拔干部既不问文武才能，也不看吏治考绩。只要有个好爸爸或者好祖宗，凭借祖上积下的那点阴德，便可青云直上，高官显贵。在当时的市面上流传一段话：“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就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在信中写两句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钱，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禄从他们呱呱坠地时就已注定，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士庶之间的有着云泥之别，可并不代表门阀士族就强大到了没有权力软肋。比如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只一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户籍警。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相当于今天的两千元人民币）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把庶族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实现农转非，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庶族人员纷纷走此捷径，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愈演愈烈，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样一来，最急的人是坐在宫里喝茶的皇帝：都去当士族了，我找谁吃拿卡要去啊？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就跟大臣们商量，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士族队伍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扩招下去，必须“检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不过检籍刚刚启动，齐高帝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继承了他老爸的遗志，并且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就折腾大了。买卖户口，改换士庶门庭，本来是制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钻的空子。可政府这么一扎紧口袋，将那些还没来得及钻进袋子里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门外。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这样一来，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骤然升级。每个集团都在与规则较劲，都在打着各自的利益算盘。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本来很享受这种“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户口破坏了他们的好梦，注销了他们的假户籍不算，还把他们发配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
　　于是，查户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积越重。老百姓与检籍官之间不断发生血腥冲突事件，直至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浙江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革命——唐寓之起义。民间社会的庶人群体希望通过花钱修改黄籍来实现身份上的华丽转型，而官家集团却利用“检籍”来堵死庶族人员通往权力的这条唯一路径。富人不过是有钱的庶人，既然是庶人那就要认命，因为你无法打破“王侯将相真有种”的宿命论。这场富人革命的闹剧最后只落得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在那冲天的血光中倒映出的是士族豪门子弟盛开如花的笑脸。
　　2.?DNA决定出路
　　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自身优越感非常强烈，而权力场上的竞争意识却在逐渐退化。自己是王侯将相留下的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自我麻醉意识让他们在权力场上逐渐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那根权力的魔法棒，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们以武职为升官阶梯，为了打通自己上升的权力通道，庶族武官通过战场上的玩命精神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他们自然也就有了军权，有了军权他们也就有了获取更大权力利益的资格。权力的发展也是遵循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庶族兴起，士族必然走向衰落，魏晋及南朝的朝代更替密码正在于此。
　　明初文官荫叙制度是魏晋九品制的回光返照，虽然说这时候它还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全面推行，但离它闪亮登场也只是时间问题。到了明中叶后，在特恩荫叙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官荫叙制度。荫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简单地说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
　　那么这种血统上的鉴定，靠的又是什么呢？和今天一样，靠的是士族的DNA鉴定。DNA这个东西很厉害，用来破案一破一个准，并且一个人死了几百年，用毛发就能测出你的前世。当然这里的士族DNA鉴定，并不是靠科学仪器来鉴定，那时候也没有这些先进的玩意儿。而是通过扒一扒你的祖宗八辈，看一看他们曾经留给你的是背影，还是家族的背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场人员的出身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不用说，就是牛气冲天的士族。第二类应该算是小姓，这批人包括所谓县姓、地方豪绅等，就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须经过小姓这个阶段，不能越级。第三类就是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中间的奴婢、门客等等。
　　门阀制度的风行，为士族成员把持正式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门阀的大门直通官家的大门，两扇大门合二为一就可以打通权力的管道。当时官场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徒有虚名，不但没有起到推贤举良的作用，反而成为门阀制度的助推器。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正常现象。此风一长，让那些奋斗在基层第一线充任吏员的士族子弟也就越来越少。士族弟子不用再待在基层熬资历，他们拿着代表身份的通行证在官场之上一路绿灯。
　　虽然吏员的社会地位也不算差，但他们的出身还是拖了自己的后腿。
　　强烈的流品导致吏员的地位始终处于权力系统的最底层，甚至与那些跑腿打杂的仆役相差无几。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并日益完善，权力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一部分是由科举考试遴选出来的，但这并不是文人入仕的唯一途径。
　　唐天佑二年（公元905年）三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当时权力集团内部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的位置空了出来。官场永远不缺官员，就像江湖永远不缺漂流客。这时，藩镇节度使朱温就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手下客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裴枢的一口回绝，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
　　裴枢拒绝的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应该是由当时的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只是一个身份低下的“胥吏”。也就是说，张廷范永远只能做一个打杂跑腿的“胥吏”，没有进步的可能。
　　太常卿一职属于文臣序列，文臣集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正式章程。
　　唐末五代时期的文臣集团，是一个社会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来自昔日的名门和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就是前朝的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生来就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务；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和文士，也有所谓的“文吏”。
　　宰相裴枢拒绝的理由让朱温非常生气，但又让他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这个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原来也是个本本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当下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迂腐的文人，根本不懂得与时俱进。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清流”，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文臣群体的构成。因为文臣群体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分割的内部关系——是论资排辈还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前进的阶梯。对于时人来说，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就拿那些出生在名门望族的官员们来说，他们从唐朝末年以来就一直把持着朝廷重臣宰相之位，那些高禄显位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家地里产的，与别人无关。但这些重臣宰相的秘书或者谋士，则主要由那些沉浮于社会基层，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才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暗中互相较劲。如果不幸生逢乱世，那么这种权力的争锋将会来得更加猛烈。我们只要看看裴枢这些文人对于“清流”的推崇，就可以知道“文臣”之间的成见有多深，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人相轻”就可以说得清楚。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同一个权力管道中生存博弈。这种在乱世中形成的同类之间的排斥打压最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这一年的五月，天象出现星变。这种在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自然现象，最容易被好事者拿去做文章。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也并非不想加入“清流”，而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而不肯将其收编，各玩各的。柳璨就跑去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非常不满意，经常在私底下议论这个事。今天天象突然出现星变，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国家将有一劫，皇帝和大臣们也将有一场大难。如何避开这场灾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暴力杀戮来应对骤变的天象。骤变的天象总是要为人间带来不祥，究其原因，无非是人心难测，规则难破。
　　朱温本来就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文人居然开口闭口杀无赦，与他这个武夫相比，其阴损狠毒之心也好不到哪里去。
　　朱温心里比谁都清楚，柳璨要借他这把刀来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朱温当时并没有很快就做出决定。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理论。张策告诉他，你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们通通靠边站，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前进脚步。言下之意，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一次血腥杀戮，将来你朱温就有可能成为一头名副其实的瘟猪。
　　这句话让朱温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的恶开始向胆边生。他之所以没有被柳璨完全说服，却被张策说服，最起码有两点原因。其一，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二，张策的理由很给力，符合领导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在还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制造舆论完全靠手里的笔或者口口相传。文人的笔不输给武人的刀枪，同样可以上演夺命好戏。
　　就在朱温心头火气之际，有人不断地往燃起的火上浇油。谋士李振就是其中一位。
　　李振这位在科举路上走得异常艰难的在野知识分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清流人士。在李振看来，他之所以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完全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因为清流分子好像天生就是考试机器，他们用自己过硬的基本功几乎垄断了科举名额。他跟朱温说，朝廷之所以纲纪紊乱，都是拜那些清流分子所赐，大王以后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今天非除掉他们不可。
　　李振的意思是说，在皇家集团与藩镇集团的争斗中，清流人士都一边倒地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随着“清流”集团的火线加盟，皇家权力得到了巩固。对于朱温来说，要做大做强藩镇势力，就要削弱清流集团的实力。
　　在这里需要插一句，唐朝的官和吏与前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流品之分，官、吏之间有着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没有形成无法逾越的鸿沟。毕竟吏员与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拥有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老百姓畏之如虎。吏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受制于官，又是官员施政的助手。表面上来看，这些吏员所从事的都是琐碎政务，社会地位并不突出，但正是这些琐碎的政务黏合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项事宜。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权力缝隙使得心术不正的吏员有机可乘。既然在身份上无法与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相比，那就多捞点油水。正是这种利益的纠合，使得权力系统陷入胥吏的掌控之中。
　　这个理由足以撼动朱温的内心世界，朱温又将裴枢拒绝自己建议太常卿人选的那件事联系起来，心中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他决定利用自己把持朝政的威权，砸碎那些清流人士的美梦。他命令昭宗帝下了两道旨，第一道是封张廷范为太常卿，第二道是贬三个宰相裴枢、独孤损、崔远为刺史。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在这些人之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昭宗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做地方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来他个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皇帝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给得冠冕堂皇——这是昭宗皇帝的意思。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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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定律一：权力的血统论
1.权力的根时代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王侯将相真有种
2.DNA决定出路
3.三国时代的权力流氓化
4.权力“杀熟”是死结
——权力赎买是“怀柔术”
——官家的“分离定律”
5.酷吏的伤害边界
——酷吏的利害计算
——全方位的“酷吏铁律”
——酷吏利害逆考
6.士大夫的权力情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官家定律二：权力的差序格局
7.家天下的“抱团自肥”
——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有多硬
——“国”与“家”的皮毛分离模式
8.官家的“稀缺资源假定”
——吃腐肉的份
——吏员的黑权力
——“三碗面”是权力递延
9.有毒的“清流”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流，官场魔鬼的诅咒
10.朱元璋的分权制衡术
11.权力的“第四种博弈”
——与“神灵”共天下
——哭出来的“二元对抗”
——虾米吃大鱼定律
12.灰章程的吊诡
——官员的成本边界
——“菜市场”逻辑
官家定律三：权力的灰色地带
13.权力如刀，挥刀自宫
——陈寿六的明星路
——小人的边界效应
14.私人关系与公权力的交易旋涡
——考场引发的利益之争
——权力马甲的价值
15.大清的权力脐带
——八旗的权力密码
——三方集团的博弈
16.中国式“官商”
——官与商的“权力互动”
——出售官帽
——官离不开仆
17.官员堕落的“胡椒心态”
18.万历的死局
——吃垮“家天下”
——有多少税可以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