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戊戌年七月中旬后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应该指出的是，光绪帝在七月中下旬所采取的一系列激烈举措，并不全是康有为的主意，事实上，就连康有为本人在其《年谱自编》中，也承认光绪皇帝在七月十三日之后走得太远。当时由于光绪帝已经处于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用康有为自己在其年谱中的话来说，“盖上于变政勇决已甚，又左右无人顾问，故风利不得泊也”。他在事后为自己辩解时称，“皇帝在道路未有开出以前就急于推行各项措施……”显然，康有为在变法失败以后，是在用这些言辞推卸自己的责任。
如果说，光绪是荆棘丛生的危崖上的脱缰之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风帆，那么，始终受到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为，却对光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的激进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当光绪帝最需要冷静的关键时候，康有为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处于极度的焦虑心理状态的光绪皇帝作出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决策。而康有为却在其《年谱自编》中把这一切说成是皇帝自己的事。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七月中下旬的事变发展过程。
裁汰冗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
当时曾专任接收被裁汰的太仆寺善后工作的官员陈夔龙，生动地记述了这一上谕下达后产生的实际后果。他指出，戊戌变法把裁官视为首要措施，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感。陈氏还以太仆寺为例，“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当时衙门内不但印信文件一无所有，而且连门窗也被人拆毁无存。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光绪皇帝在裁汰冗署冗员问题上采取激烈做法，直接受到是岑春煊奏折的影响。岑氏在七月初七日提交的奏折中提出一个全面汰撤冗署冗员的方案。戊戌年七月十三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了裁冗官的上谕，基本上全部采纳了岑春煊的意见。
然而，光绪皇帝实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烈做法，其基本思想则受的是康梁等人的影响。康有为始终强调的变法原则是“新旧水火，势不两立”，“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杨深秀认为守旧派“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康有为建议皇上用赏罚之大权，严惩守旧派。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议皇上宜频频采取“大举动”，用当年赵武灵王、秦孝公与彼得大帝的方式来“震耸”守旧派。
光绪皇帝下诏裁汰冗官，然而，却对于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后的生活出路并无相应的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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