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类似于简·雅各布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城市学者看来，陌生人众多并不是城市治安真正的难题所在，真正的难题在于城市当局的冥顽不灵。在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指出了大都市治安的一个传统误区：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区特征取代城市特征。雅各布斯争辩道，若是这样做行得通的话，那么完全郊区化的洛杉矶，应是治安非常良好的城市了。但事情恰恰相反，洛杉矶的治安是全美所有大城市中最糟糕的，其犯罪率高居榜首①。<br> 事实上，城市治安权不过是市政当局行政权力的象征。现代国家形成以来，城市治安权一直被市政当局所垄断，更被滥用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虽然私权的发展导致城市空间的争夺，现在美国大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几乎都被私权所占据，但是市政当局仍然可以以治安的名义对这些空间进行干预。市政当局以治安混乱为借口，对那些老化和贫穷化的街区进行强制拆迁，以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区治安问题，这恰恰是市政权力集中化和滥用的极端表现。因为这样做不仅对于城市治安毫无助益，相反由于旧街区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资本被瓦解，那种守望相助的社区监管能力就被彻底摧毁了。这可能成为治安进一步恶化的症候。<br> 换言之，城市治安“以暴制暴”的传统思路，可能是一条死胡同。市政当局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城市暴力犯罪，也不断地加大警力投入，比如实现警务装备现代化，更换性能更好、车速更快的警车，装备火力更猛的枪支，等等，这些都是传统“以暴制暴”思路的延续，其结果是作为“暴力容器”的城市，其暴力总量不断上升。但是多年的经验证明，“以暴制暴”行不通，犯罪率并没有因为警方增加打击力度而有所下降，相反暴力犯罪与警方警力投入几乎呈正比例增长，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以国内学者胡联合的研究结论来看，他发现，二战之后至1992年之前，美国的犯罪总量不断增长，1992年之后美国的犯罪总量和犯罪率都持续下降，这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美国大城市社区警政策略的变革；日本的犯罪率从1974年到2003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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