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自由的另外一点错误认识就是，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已经享有自由了。“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如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在这里他明显地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当做自由，显然是对于自由的错误认识。也与他前面将自由解释为服从法律的观点相矛盾，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制裁并非自由，恰恰由于没有法律限制，人民反而丧失了自由。
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对于自由的理解同梁启超也有相似的地方。他认为中国人并不明白自由的含义。“民权这个名词，外国学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个名词并称，所以在外国很多的书本或言论里头，都是民权和自由并列。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的，才懂得什么叫做自由。至于普通民众，象在乡村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那么什么是自由呢？在他的解释中，自由指的是在团体中的自由。“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
孙中山先生认为在革命道路上，中国与欧美不同，欧美以自由作为革命的目标，中国则应该以民权为目标。他认为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是目的，而民权是结果。“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自由争得之后，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所谓‘德谟克拉西’，此乃希腊之古名词。”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在斗争中首先要争取的是民权，而不是以自由作为争取的目标。“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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