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识，儒商的无形资产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即将与近代商品市场接轨。此时的市场更为扩大，交易更为复杂。这种瞬息万变的情况是较难预测的。商人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助于在商业活动中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同时，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有不少人正是具备这些经商才能，所以能在商业活动中大显身手。可以说，徽商对知识的储备是其在日益激烈的商场竞争中积累的无形资产。
一些有文化的徽商，因善于操持生财之道，竟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便宿儒也自以为不及，因而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他既膺众望，便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吴彦先这种运筹分析的才能，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文化修养。
再如汪尚信，早年“刻意经史”，后斟科场失意而弃儒从商，“有商于四方者亦奉公筹画，为时良贾，以是家益振”。歙商潘汀洲，“家世用陶，公独与时逐，或用盐髓，或用檀布，或用质剂，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潘汀洲早年习贾，从商之后，“虽托于贵人而儒学益治”。他曾自矜：“吾能事无虑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以奕则市国手。”除去自我夸张的成分之外，表现在他身上儒、贾、奕三方面的才能是相得益彰的。
盐业是徽商经营行业中的“龙头”行业，徽商能执两淮诸盐商之牛耳，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凭借其文化知识的优势。
盐业从汉代以来都是政府垄断经营的行业，自唐宋到明清，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半出盐赋”。因此，政府对于这个特殊的行业往往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掌管盐课。而盐政衙门的官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盐运司的最高长官盐运使，在明清时期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乃是饱学之士。其时，“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商”与“官”交往甚密。盐商特别是总商、大贾，经常出入于盐政衙门，没有一定的学识是无法胜任的。
正是由于盐业官营，所以，政府对盐的生产、贩运、销售、课税，都有较完备的政策规定，这就是盐法。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形势的变化，盐法亦常随之变化。而经营食盐的盐商，就必须熟悉盐法。不仅要熟悉“本朝”的，而且还要熟悉历代的。然而盐法并非任何人都能读懂的，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商人，才能读懂盐法，依法行盐。有时盐官要和盐商讨论历朝盐法的利弊得失，盐商还要提出合乎事实的见解来。
如明代歙县盐商黄崇德，在“盐司下询”时，往往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条陈利弊”时，也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当时管理盐务的官僚，每每因他的认识而修改盐法，黄崇德亦可从中得利。他之所以能在两淮商界中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想来与年少时“有志举业”，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文化，不能“博览多通”，又怎能“旁征博引”？又怎能让那些盐务官僚听从他的观点？
明清时期，在政府与盐商间有个充当媒介的角色，明代称之为“盐祭酒”，清代则称之“盐务总商”。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中认为：“祭酒者，盖由于古礼大飨宴时，宾中年长者一人首先举酒祭酒。由此就成为对同列中年品望较高之人的专称。”“但同业中的最富裕者不一定成为祭酒。考虑祭酒人选时，才略、人格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祭酒”与“总商”虽不是官衔，但推举产生不单是盐商内部的事，更重要的是官府的影响。因此，要当上总商或坐稳总商的椅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强大的政治靠山，二是学识。歙商吴光升，太学生，好《左传》、《国语》诸书，最初其父以经营盐业客居淮扬时，他就从之，后父母过早去世，他就单独立户。因水平高，为人好，“即诸贾人委心归计，奔走唯诺如不及”，于是人们对他很尊重，“虽少而为祭酒”。
当祭酒除社会地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商政大事的咨议，参与行业势态的定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无形资产，从而直接有利于商业经营，有利于市场的拓展，甚至有利于市场的垄断。这也是徽商之所以能够长期霸领中国商界的重要原因。
……
展开
——著名学者 梁启超
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
——国学大师 胡适
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徽商辉煌的业绩能持续300年而不衰，实在得益于“官商互济”的法宝。
——著名徽学研究专家 叶显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