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清朝崛起就开始和世界接触。如西方的红衣大炮，清入关前就开始引入。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就与传教士接触，顺治与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是父辈，一个很尊敬的称呼。据汤若望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帝去了汤若望家24次。汤若望在宫里医好了太后的病，得到太后的恩赐，可以出入宫禁，与清廷关系极好。康熙更不用说，喜欢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技术，有很浓厚的兴趣，身边有很多传教士。康熙得了疟疾病是非常严重的，老治不好，会死人的，外国传教士治好了康熙的病，康熙还推广了金鸡纳治疗法。《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时候，张诚、徐日升充当了翻译。《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是传教士帮着画的。可以说，清初，传教士与清统治者有着一段蜜月般的关系，非常亲密。当时，满族的亲贵也有很多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但相比之下，汉族士大夫在清初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不多。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信仰天主教，可是清初的士大夫，我印象中没有几个。
我猜想，当时中国也是处于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日本人十八九世纪学习荷兰语文，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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