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清醒地争辩道：“这不可能，也不应当。”（96）借助韦伯的范式，阿多诺认为：“艺术是将世界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那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强调艺术并不是使艺术回到“巫术”，因为，“艺术与理性化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于是，艺术的审美意念（通过模仿）与技术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就构成某种内在辩证法，即“内在于艺术的模仿与理性的辩证法”。（96）
那么，什么是艺术的模仿呢？阿多诺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说明：“被理解为主观创造过程与客观的、未安置的他者之间所结成的非概念性亲合关系。”（96）这是一种星丛式和解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既不可直接回归于自然，亦不可使自然“人化”。建构和解关系的模仿亦是一种“认知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亦是“理性的”。（96）
模仿超越了单纯的认知（原本的、工具意义上的），这样一来，艺术就摧毁了与知识相对的独特性与单义性，艺术于是被赋予了“综合”的功能：同时承担起了人面对世界的三重生存论关系。①正如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概念来解决生存性世界问题一样，阿多诺通过艺术同样实现了这样的综合。那么，艺术在历史上能否承担这类综合意义呢？阿多诺对此是抱有警觉的，他甚至谈到了艺术被毁灭的危险，而这种危机与艺术概念本身一样古老。因为认知取代了艺术成为主导原则，而艺术本身也面临被理性同化、操纵（文化工业）的危险，所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问题倒不在于艺术能否承担综合使命，问题在于艺术是否应该承担这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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