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很独特，有别于大多数汉学家，重点不在于考据和实证，而在于思想的阐发，更接近哲学，而不是汉学，没有沉闷的学究气。并且，他的阐发结果常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惊奇不已。比如我们现代汉语中天天都在使用“创造”、“创作”、“作者”之类的词，而他告诉我们，中国古代从未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创造观”，所以用“创造”、“创作”、“作者”这样的建立在本原意识上的概念来谈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观念是不合适的，中国没有创世说，中国人对本原、起源之类的问题并不关注，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种“过程观”，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过程”这个词，但“过程”的思想渗透在古文的“道”、“变”、“易”、“神”、“化”等词汇中；又如，他认为“想象”、“浪漫主义”之类的词都是根植于西方思想背景的概念，也不适合用来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比如不能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成是中国古代的“想象”理论。所有这些西方概念毕竟是中国学者一百年来一直在使用的、被认为具有足够普遍性的概念，而他却提醒我们，这些都是西方语言，要警惕用西方语言把中国特有的问题西方化。显然，于连教授是坚定的反欧洲中心论者，他明确反对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中国韵问题，他的全部研究也都在努力实践这个原则。不过他也可能因此而受到误解，因为他说中国没有“创造”概念，没有“想象，’理论，没有对“本质”的思考，总之西方有的东西，中国都没有，这就容易造成误解，让人以为他妄自尊大，“欧洲中心主义”。
我想只要读了他的著作，了解了他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这类表层意义的误解应该是容易消除的。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没有”中，他找到了把握中国独特性的切入点。如果真有争论的话，争论的学术意义将在于弄清：人类思想普遍性的边界在哪里，哪一类概念可以用来谈论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普遍问题？或者，不同的人类语言能否言说共同的人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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