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认为,佛、孔、耶三教的宗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实现众生的平等,之所以存在三教的区别,是由于三教产生的时代先后不同,三个教主生活的际遇不同造成的。佛生最先,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是时为太平世,“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申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元统也”①。孔生次之,生于据乱世,“孔之时,君子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钳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人之心,而猝不可与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其于微言大义,仅得话诸既晦之辞,而宛曲虚渺,以著其旨”。而且,“其见于雅言,仍不能不牵率于君主之旧制,亦止据乱之世之法已耳”②。后人也只能够从中,去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了。耶之生又次之,当于升平世,“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无若中国之悬绝,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说于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然亦为其旧教所囿,无能更出于天之上者也”③。所以,谭嗣同认为,“教主亦会有不幸也”,“佛独幸”,“耶次不幸”,“孔最为不幸”。并认为,“由前之说,佛其至矣;由后之说,孔佛皆至矣。然而举不足以定其等级也。何也?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际其时,因其势,量众生之根器,而为之现身说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级也。众生所见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实一矣”④。这就是说,三教的区别是在基本精神、根本宗旨一致,教主“法身实一”的前提下存在的区别;只是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众生的根器不同,而产生的教主“现身说法”不同而已。所以,从根本上说,“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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