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贺麟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译本，都出自其手。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

    《文化与人生》是哲学家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1947年初版，1988年商务印书馆新版。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撰这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科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们谈心论学。本书是贺麟先生前期思想的代表，王元化先生评价此书说：“贺文的特点，重在蕴藉，而不事雕饰，深意往往出于微言，书中各篇，率多此类。”

   　 关于注重道德的话： 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孔子：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我们试比较玩味他们这番兼赅浑融代表典型的中国人智慧的话，我们便 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第一，虽前后所说，好似自相矛盾，而其实无有矛盾 。第二，他们既不片面注重道德，亦不片面注重经济。第三，他们也不笼统 地，宽泛地说道德与经济有同等的重要，漫无分别；反之，他们对于经济与 道德之先后缓急、轻重高下的关系，确有一定的见解。我们可以总括为下列 三命题： 

　　（一）就立国根本言，道德为立国的大本。国家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武力上 ，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道德才是维系国家的基础的命脉。以素持德治礼 治的孔孟，有此种见解，自无足怪；而以实行霸道著称的管仲，也说出这类 的话，更特别值得重视。 

　　（二）就施政次第言，须先着手解决经济或国民生计问题。次及国防问题 ，次及道德文化问题。《论语》载孔子适卫时与冉有一段对话，最足以表示 此意：“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见梁惠王虽然开口就说：“王何必日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一谈及施政的程序，他便提出他的“五亩之宅，树之 以桑……”的一套经济政策，且谓“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养 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足见孔孟施政的方针，一贯的首先着重经济 力的培植。 

　　（三）就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言，国民经济的富足，可以促进一般道德之良 好。国民经济的贫穷，可以引起一般道德的堕落，惟有特别有道德修养的士 或君子是例外。 简言之，他们共同认为道德为目的，经济为工具，道德为立国之本，经 济为治国之用。经济的富足与否可以影响一般国民道德的良窳，但少数有道 德修养之士其操守却不受经济的影响。由我们以现代眼光看来，这种见解， 可谓最合于常识、最平稳、最妥当、最不偏倚、最无流弊了。 但是他们这种见解虽好；究竟止于是简单的、含浑的，甚或武断的见解 ，而不是系统的理论或学说。譬如，道德何以是立国之本？何以施政次第， 须先解决经济问题？经济的贫富何以会影响一般人道德的好坏？经济既能影 响人的道德，是否经济决定道德？如是，则能决定的经济岂不是本，而被决 定的道德，岂不是用吗？经济与道德逻辑上的关系，换言之：经济与道德必 然的、普遍的、永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面所引的 管子和孔孟的话，均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满意的答复。

　　现在的时代，人们对 于古圣贤的话无有信仰，其实也无须有信仰，所以单是提出古人的嘉言灼见 ，若无事实的证明，理论的发挥，决不足取信。而且近代凡耳食一点达尔文 进化论的人，谁也都知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然淘汰的说法，谁也都知 道有强权无公理，经济力、机械力、武力是取决胜负的关键，谁也不会完全 相信道德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或“为政以德”的说法。 所以我们只好对于古圣贤的遗教暂抱怀疑态度。今试对人人所公认的关 于经济与道德的一些事实，从理论的分析着手。关于经济与道德，有下列四 条不可否认的显明的事实： （一）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恒 产即有恒心，即指此项事实）。 （二）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无恒产而 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均指此项事实）。 （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所谓经济中心即罪恶之 渊薮，即指此项事实）。 （四）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无恒产即无恒心，小人穷斯滥矣，或 饥寒起盗心的俗话，均指此项事实）。 这里所列各项事实，尽管彼此互相冲突矛盾，但却无人可以否认这些全 是坚实可靠的事实。

　　我们对于这四项事实，第一须同等重视，不可偏重一项 事实而大发议论；第二我们必须提出一些可以同时解释四项事实的公共理论 。根据对于上面四项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绌绎出下面几条理论： （一）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间无必然的函数关系。换言之：经济富的 人不必道德好，经济贫的人不必道德坏；反之，经济富的人不必道德坏，经 济贫的人不必道德好。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经济的贫富作道德的好坏的标 准，我们不能说经济的贫富必能决定道德的好坏。 （二）一个人只是经济富时道德好，但经济一旦贫乏，立即为非作歹，则 他当初的道德好决不是真正的道德好。 （三）一个人只是经济贫乏时方铤而走险，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图免于饥 寒，而当年丰时靖的时候，却是安居乐业的良民，则他的行为决不是真正的 道德坏。 （四）一个人当他经济富足时道德好，当他经济贫乏时道德亦好，方得谓 为有真道德。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是真 道德。富无骄，贫无谄，富不淫，贫不移，乃是真道德最低限度的要求，并 不是只有大圣贤，大丈夫方如此；换句话说：真正的道德不随经济状况为转 移，非经济所能支配。 （五）经济贫乏时道德坏，经济富足时道德亦坏，方是真正的不道德，方 是自觉自愿的作恶。故此种真正的恶或真正的不道德亦不随经济状况为转移 ，亦非经济所能支配所能决定。我们可以把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 改为“真善与真恶的人均非经济所能移”（但须知真恶的人，不必是下愚， 有时是富有才智，能号召多人，领导多人的人物）。 （六）真正道德好的人富时可以多做善事，贫时可以少做善事，真正道德 坏的人，富时可多做恶事，贫时可少做恶事；换言之：真正有道德的人或真 正不道德的人，不但不受经济的支配，且反能利用甚或创造自己的经济力量 以作为善或为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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