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不满于王弼的《周易注》，但其所言王弼对爻变、卦气、五行等象数易的“摈落”却是实情。至于由此将“泥乎大道”，则在于孙盛与王弼的立足点有所不同：王弼是倡“忘象得意”的，故须“摈落”易象；而孙盛则是主张“易象妙于见形”的，故不能离开象、形。所以他认为王弼之论桎梏了《易》之大道。但不论是王弼还是孙盛，他们所由讨论的形、象、意的本身，就已经是建立在以象数易学为主导的汉易的变革的基础上了。
由于这一变革，魏晋义理易学正式出现于中国哲学的舞台，此后，以义理为主又兼顾象数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易学在汉魏之际的哲学变革中成为新的哲学形态——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催化剂。与此类似，宋代易学对于理学的产生，也起到了几乎同样的先行者的作用。
事实上，原始儒家经典中，能够适应宋明哲学发展要求的最重要和最恰当的文本就是《周易》。五经中的其他经典，如《尚书》、《礼记》等等虽然也受宋儒重视，但大都重在其部分篇章和节文；《春秋》虽然是全书一体，但明显侧重于社会政治思想而非典型的哲学理论。只有《周易》既是全书一体，又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学的义理思辨。虽然玄学曾经以义理学取代象数学而推动了易学和哲学的发展，但玄学的重心主要落在有无、言意等问题上，对于后来在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太极生成论、上道下器说和穷理尽性的思辨等重要资源，玄学家们囿于自己的理论兴趣和时代使命，是没有注意到的。
比方，《周易》和易学能够与理学的创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离不开对《周易》主要是《易传》思想内容的发掘。《周易·系辞下》在文中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说，描述了中国社会从渔猎到农业、到市场交换再到依靠天命和奉行无为的社会政治主张出现等历史发展轨迹。但进入汉唐时期，儒家学者似乎“忘记”了哲学是文明的精神标志，文明的起源同时意味着哲学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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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