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的“仁爱”，是以“仁”为本的，而“仁”又以“孝悌”为本，正如孔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论语·学而》）所谓“孝悌”，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所以，以“仁”为本的“仁爱”，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即孔子所谓“亲亲为大”（《中庸》）。至于孔子也主张“泛爱众”，那是放在“孝悌”之后的：“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既然“仁爱”是首先爱亲人，然后爱众人，是一种分亲疏的爱，那当然就是有差别的爱。
但是，这种有差别的爱，最终并没有排斥众人，而是仍然包括了众人。至于差别，即先爱亲人，后爱众人，这本来就是一种人之常情。而重要的是，儒家的“仁爱”，只是把“孝悌”作为起点，落脚点还是“泛爱众”，这可以从孔子直接以“爱人”回答学生的问“仁”得到证明（《论语·颜渊》）。这里孑L子所说的“爱人”，当然是“泛爱众”，即爱众人。孟子也是据此而称“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实际上，儒家思想本来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对于“仁爱”，我们既要看到儒家现实主义地强调“孝悌”，“亲亲”，同时也要看到儒家理想主义地提倡“爱人”、“泛爱众”。其实，“泛爱众”不就是“兼爱”吗？要说“泛爱众”是理想主义，“兼爱”也同样是理想主义。
所以，忽略儒家“仁爱”的“爱人”、“泛爱众”，而仅仅依据儒家“仁爱”的“孝悌”、“亲亲”，来强调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之区别，是不全面的。其实，何劳现在的人来指出这一区别呢？当年孟子就已经批评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无非是墨子讲“兼爱”而没有强调先要“孝悌”、“亲亲”。而他自己所说的“仁者爱人”，又强调了什么呢？所以，孟子对墨子的批评，实际上是以儒家“仁爱”的现实主义的一面，来批评墨子的“兼爱”的理想主义，而忘记了儒家的“仁爱”同样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即“爱人”、“泛爱众”。总之，“兼爱”与“仁爱”的区别，无非“兼爱”是一步到位的爱，“仁爱”是由近及远的爱，但最终都是爱众人。既然如此，强调这种区别，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那么“兼爱”与“仁爱”，是否还有更值得强调的区别呢？是有的。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了，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发源于其为天下兴利除害的主张，而除害也是为了兴利。除什么害？天下纷争动乱之害。兴什么利？兴天下太平之利。如何实现这样的除害兴利？“兼相爱，交相利”，即天下人互相关爱，互相谋利。整个思路，都围绕着一个终极目标：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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