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思想家》是由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原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等）与王寿南教授共同担任主编，两岸学者联袂撰写，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著作对于读者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重点引进项目，此次以简体字出版，对文中的古今地名对照、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等作了必要的订正，并将原25分册按历史年代合并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和现代等凡7种14册。
    原版本的卷头语和三篇序言，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该书系的出版缘起和有关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关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选取立意及某些作者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为便于参考研究，仍保留其原貌，在书中加编者注予以说明；个别之处，有所节略，但不改动原书之观点。

    明末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于是梨洲治史，便先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对近代的史实有了了解，然后才上溯二十一史，如此便能收触类旁通之效。这种治史而注意当身现代之史，与后世言史而多偏于研究古史者不同。第三，注意文献人物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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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方以智
顾炎武
王夫之
李颐
颜元
刘献廷
李塨
惠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