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当时佛教教团确立新制；勤求戒律，使之成为僧尼行为的准绳。
在道安所立新制中，当以定释氏为出家人共同姓氏一事，最为后人所乐道。前此的中国僧人，多半以其师父（往往是胡僧）的姓氏为姓，而胡僧则多以出生国名为姓。因此中国僧人名字的第一个字，常有竺、康、帛、支、安等字之不同。道安以为释迦牟尼为所有佛教徒的宗教本源，与其让出家人各有不同的出家姓氏，不如让全体僧人都归宗“释”氏来得有意义些，而且可以表示皆同为释尊之门徒。于是，他本人也自称为“释道安”。这一规定，乃成为迄今尚存的我国佛门准则。
此外，道安又对当时僧尼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作有条理的统一。他把讲经方式、讲读戒律及忏悔过错的仪式、日常做佛事及其他种种生活上的规矩，都加以统一整理。使出家人的生活行为，有一适合国情风俗的固定标准。至于对各种佛教戒律原本的搜求，道安尤其注意。
原来，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弟，汉末投奔荆州而成了刘表的女婿。王粲本有两个儿子。因为跟魏讽之案有牵连，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杀，于是王弼的父亲便过继到王粲家去，作了王粲的嗣续。这么一来，王弼不仅是王粲的族孙，也是他的嗣孙了。难怪王粲死后，家中藏有蔡邕所赠的万卷图书，便完全转入王弼家，给王弼的治学环境提供了最好的设备。
既然，王弼的外曾祖及族祖都是荆州学派的泰斗，他的祖父及父亲皆深受荆州学风的洗礼，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而王弼生在魏文帝黄初七年（二二六年），上距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二○八年）荆州破亡，才十八年光景，纵使他未曾住过荆州，但从父祖们的口头谈话中或治学方法上，多少还是可以呼吸着荆州的学术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余韵，对他应该并不陌生，这样便可以想象王弼和荆州学派的精神之衔接了。
有关荆州学派的缘起，大致是这样的：盖在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一九○一二○八年）的十八年问，刘表作了荆州刺史，驻节襄阳，当时中原大乱，只有荆州一带还能保留一点安宁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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