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和程颐都强调《周易》“变易”的特征，只是张载认为《周易》具有变易的原因，在于八卦是根据天道之阴阳二气的变易活动和变易法则而创造出来的，即气是变易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如他认为乾坤两卦之象，三阴三阳，便是效法阴阳二气的升降，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必然结果。乾坤两卦中的刚柔爻位经过上下互易，便产生出其他六卦。八卦又经过重组，形成六十四别卦，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卦爻及其爻辞所表现或言说的吉凶之意，启示了人们的祸福安危，如其所谓：“盖八卦本天道，三阴三阳一升一将而变成八卦，错综为六十四，分而为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动静，故系之以辞，存乎教诫，使人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变，内外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①无论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以及由此来彰显人间的吉凶祸福，这些内在的根源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升降而造成的。而程颐认为变易的原因在于理，理是《周易》卦爻变易和吉凶祸福的内在根据。
张载极力将《周易》与现实人事相结合，认为只要人们遵循《周易》所显现的变易法则行事，就可以“避凶就吉”。而程颐则认为变易不是因为阴阳二气的相感所产生的，而是在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变易之理，即事物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周易》则包含了万物之理。程颐说：“《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②将《周易》视为变化之道的总括，目的则在于引导人们“即事尽天理”，明察吉凶祸福之微。如程颐在解释《泰》卦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便云“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当知天理之必然”⑧，就将“天理”视为变易的根源。可以说，张、程都将变易视为《周易》的一个基本属性，这也是庆历之后学术界流行的一种思潮之反映，“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④。但是在认识变易根源上两者由于所建构的本体论有所不同，进而在理解变易的根源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即张载认为是“气”，而程颐则认为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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