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
李东垣曰：脾胃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饱食太甚，病乃大作。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几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两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或发表，或攻下，致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茵陈等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误治而变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篇。
震按：此即大兵之后，继以大疫之谓也。观此论，而始晓然于劳役饥饱之病原，诚哉！其为内伤矣。如是之疫，宜补不宜泻。若达原饮、白虎、承气，正犯东垣所呵责也。考其时是金天兴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寻以疫后，医师、僧道、园户、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国用。民生其时，岂不苦极。若今太平之世，民皆安乐饱暖，纵有劳役，及饮食失节者，不过经营辛苦之辈，设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大疫绝无，而恰合东垣内伤论者亦甚少。惟是饱暖思淫欲，真阴却早内伤，则外感病中之虚症反不少耳。
《卫生宝鉴》曰：总帅相公，年近七旬。南征过扬州，俘虏万余口。内选美色室女近笄者四，置于左右。予曰：新虏之人，其惊忧之气蓄于内，加以饮食失节，多致疾病。近之则邪气传染，为害最大。况年高气弱，尤宜慎也。总帅不听。至腊月班师，大雪，新虏人冻馁，皆病头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贺宴，痛饮数次，遂病。脉沉细而弦，三四动一止。现证与新虏人病无异，三日而卒。《内经》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时之和，因而感邪，其气至骨。可不畏哉！
震按：喻嘉言《疫病论》，引仲景《平脉篇》中“寸口脉阴阳俱紧者”一节，阐发奥理。谓清邪中上，从鼻而入于阳；浊邪中下，从口而入于阴。在阳则发热头痛，项强劲挛；在阴则足膝逆冷，便溺妄出。大凡伤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故递传六经；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故直达三焦。三焦相溷，内外不通，致有口烂舌断，声嗢咽塞，痈脓下血，脐筑湫痛等变。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使邪不能入。若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此与吴又可之论暗合，较之李、罗二家所述劳役忧惊冻馁致病者迥别。惟云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种种恶秽，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斯无人不病，是诚诸疫所同。然向来辟疫方法，或以雄黄塞鼻，或吃蒜头烧酒，或于发中簪霹雳木，或家供《文昌大洞经》，然有验有不验。盖大疫之兴，关乎劫运，应遭劫者，莫可逃也。相传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病，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人争就看，死者已二十余万。此明亡国之征，岂非劫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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