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1976年生，广东澄海人。《南方都市报》副刊首席记者。著有《亲爱的风流人物——58位港台妙人素描》。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层人物江艺平女士所器重。此书受访对象性格各不相同，在访谈中却都无保留地袒露心声，听他们反思历史，嬉笑怒骂，臧否人物，元气十足。无论是回顾历史的伤感，还是品评人物的激情，所感受到的是众位大家与普通人相似的七情六欲。“最后的大家”在哪里？《访问历史》是对当今中国三十位高龄文化人的一册访谈集录。作者钟情历史，在各位大家的笑声与泪影中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尤其是他们在“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阶段的遭际。近年来，费孝通、启功等文化大家纷纷辞世，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者日渐稀少，《访问历史》的诞生，意味着往事的终结，以后也难以再复制了，其价值显得尤其珍贵。

序言<br>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br><br>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br><br>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br><br>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br><br>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br><br>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br><br>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br><br><br>节选<br>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br>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br>贾植芳  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br>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br>贾植芳  不怕。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br>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br>贾植芳  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br>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br>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br>李怀宇  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br>贾植芳  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br>李怀宇  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br>贾植芳  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br><br><br><br>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br>倪匡<br>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香港。<br>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br>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br>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br>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br>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的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br>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br>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最后只有哈哈大笑。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br>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的合影。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他笑道：“真靓！”

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br>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br>陈之藩 秋水文章不染尘<br>罗 孚 我行我素我罗孚<br>倪 匡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br>李育中 泛舟书海纵横论<br>周有光 百年风云笑谈中<br>黄苗子 郁风 一流人物一世情<br>杨宪益 是真名士自风流<br>沙博理 不辞长做中国人<br>吴冠中 东西艺术高处相逢<br>黄永玉 创作的起点是快乐<br>丁 聪 笔底才情敌万夫<br>沈昌文 谈情说爱当编辑<br>何兆武 兴之所至自由读书<br>高 莽 在翻译和绘画之间<br>汤一介 乐黛云 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br>陈乐民 资中筠 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br>贾植芳 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br>钱谷融 漫谈中教出高徒<br>徐中玉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br>何满子 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br>方 平 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br>草 婴 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br>鲲 西 一去不回唯少年<br>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br>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