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讨论“宪草”时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br> 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政协停止一切工作活动，机关干部自己闹“革命”，两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1968年6月开始军管，政协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凡属政协直接发工资而无实际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一部分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少数人在机关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干校，一部分在家呆着。梁漱溟除受红卫兵冲击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在《儒佛异同论》之后，又着手《人心与人生》专著的撰写工作。<br> 1970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br>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那时的局面，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学习会的诸公原本是惊弓之鸟，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权利，谁还敢自不识相，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几次，把“宪草”反复读了几遍，逐条逐句学习、讨论，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br>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也深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是，他初读这部“宪草”，不当之处几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略说一二？他又想，“文革”进行四年多了，既无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为什么要放弃？风险兴许会有，但既是内部学习、讨论，还能因为说几句话而犯下弥天大罪？他甚至想过，十多位知名人士开了好几天的会，提不出（实为不敢提）一条意见，就因为怕这怕那，实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让人家看着无肝胆、无骨气强。他决定冒险进言。<br>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br>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br>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br>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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