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另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慌，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的学术研究，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光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
    ——季羡林

    二、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我认为，对“杂”或者“杂家”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不能笼统一概而论。从宏观上来看，有两种“杂”：一种是杂中有重点，一种是没有重点，一路杂下去，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
    先谈第一种。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藐予小子，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发了疯，神经不正常。我自己是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由博返约”的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博”与“约”是只限制在同一研究范围以内的。“博”指的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把基础打得宽广一点，而且是越宽广越好。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一个或几个课题。由于眼界开阔，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我个人的研究同这个有点类似之处，但是我并不限制在同一领域内。所以我不能属于由博返约派。有人用金字塔来表示博与约的关系。笼统地说，我没有这样的金字塔，只在我研究的重点领域中略有相似之处而已。
    三、我的研究范围
    既然讲到杂，就必须指出究竟杂到什么程度，否则头绪纷繁，怎一个“杂”了得！
    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四、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清儒分学问为三门：义理、辞章、考据。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但这很难。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由于天性的缘故，我最不喜欢义理，用现在的说法或者可以称为哲学。哲学家讲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钝，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象。哲学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底下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样的。我喜欢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是我的禀赋所决定的，难以改变。所以。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Grandlichkeit）蜚声世界。这与他们的民族性不无联系。
    至于我自己，由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师承关系，又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个人禀性的缘故，我在学术探讨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在德国，我的老师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后者的老师Prof.H.Luders，也都是考证巨匠。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说，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这儿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五、我的义理
    我在我一生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讲到我不喜欢义理，不擅长义理。但是，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决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思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绝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固步白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如果心怀哗众取宠之意故作新奇可怪之沦，连自己都不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我幸而还没有染上这种恶习。
    总之，我近几年来发了不少“怪论”，我白已是深信不疑的，别人信不信由他，我不企图强加于人。我的怪论中最重要的是谈中丙文化同异问题的。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处处发现中西文化是不同的。我的基本论点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东综合而西分析。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举其荦荦大者，比如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丙方对自然分析再分析，征服冉征服。东方则主张“天人合一”，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结果是由西方文化产生出来科学技术，在辉煌了二三百年，主宰了世界，为人类谋了很大的福利之后，到了今天，其弊端日益暴露，比如大气污染、臭氧层出洞、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层山不穷，如此等等，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这些弊湍将近二百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就曾预言过，如今不幸而言中。这些东西难道能同西方科技的发展分得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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