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传奇一生，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但是二十世纪的大家几乎都囊括在内；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侧面，但要拿捏到好处——这就是挑战，也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
给人作传，向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给活人作传，更无异于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弄不好讨得读者和传主两头嫌。作者的这本书却把这件事做的非常圆满。传人纪事都力求客观公正，不捧不谀不讳，难能可贵。作者文笔畅达，烛幽发微，常于小事中写出季老的真性情、大智慧。与近年行世的关于季老的其他传记相比，此书的可读性和研究价值自然高出一筹。
作者以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调叙述了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挖掘并展现了季老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以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因作者与季先生为多年深交，故作者在书中得以用其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勾勒出传主的人生轨迹，述说了不少季先生鲜为人知的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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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献语：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
季羡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想当初，他小学毕业，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主儿，临到报升学志愿了，济南城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他嘛，想都不敢想，掂量来掂量去，只等而下之又下之地填了个三流的“破正谊”——用今人的眼光看，已输在起跑线上。及至高中毕业，叔父让他投考邮政局，那意思是能混个“邮务生”，这辈子就结了。嘿，孰料人家还看不上他，飨他个“名落孙山”，不予录取。弄得灰头土脸，这才掉转笔来考大学。他这会儿倒像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国内高校，数北大、清华最有名，他就指定了考这两家。而且，不考则已，一考惊人，大名同时上了两家的红榜，成了双料状元。这在当年，是刮遍济南城茶楼酒肆的新闻，更甭提在他老家清平县引发的特大轰动；这在今天，在考试制度已经规范化，也逼近老化僵化的今天，已成绝响。
季羡林十九岁进清华，二十三岁毕业，四载寒窗，奠定了百年学问的基础。1981年，他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劈头就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季羡林过早失去了母爱，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所幸还有补偿——还有母亲般温暖博大的清华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88年，季羡林又作《梦萦水木清华》，他用了八个字，概括心目中的清华校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作为说明，他举了三则例子，那都是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一、新生入学，第一关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具体做法：凡新生，报到之前必须先去体育馆，老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恭候，他们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抓住新生的双手、双脚，凌空举起，反复摇晃数次，然后抛落在垫子上。当然，什么危险也没有，垫子是软的，抛掷是讲究分寸的，如是这般，便算过关，形式大于内容，有点像《水浒传》里描写的杀威棒，又有点像政党帮派入伙结盟的手续，始于罗曼蒂克而止于形而上的神秘。谁要反抗，那是断然不行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这不是虚声恫吓，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季羡林呢，因为有一位山东老乡保驾（就是与钱锺书同班的许振德，长得人高马大，身手也相当了得，是清华篮球队的队长），免去被“拖尸”，当时自以为幸运，走了个后门，老年回首，却不胜惋惜，白白错过了一次“唯我清华”“咸与清华”的洗礼。
二、敢于同教授开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折合成实物，相当于两百多袋面粉，三四万个鸡蛋，财力雄厚，社会地位也高，进则为官为宦，退则坐拥书城，学生等闲难以接近，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以教授为对象，大开其玩笑。譬如拿俞平伯。俞平伯在中文系授课，他常常选出一些古典诗词，摇头晃脑地吟诵，一副名士派头。诵到得意处，干脆闭上眼，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遗世而独立，浑不知今夕是何年。蓦地，又圆睁了双目，连声夸赞：“好！好！好！就是好！”学生们赶紧尖起耳朵，恭听教授先生解释好在何处，他那里却不管不顾，径自咏起下一首来了。就是这位俞先生，一天，忽然剃了个光脑壳，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这可是太前卫了！帅呆了！酷毙了！学生们立刻有了笑料，数天后，他们在自己主编的《清华周刊》，登出一则花边新闻，说俞先生要步李叔同后尘，出家当和尚啦！换在今天，当事人一定大光其火，弄不好还要诉诸法律，讨要名誉权。俞先生么，“是真名士自风流”，根本不把兹事放在心上，依旧净光着头皮，翩翩然招摇于校园，到了课堂，照旧摇头晃脑，大赞他的“好！好！好！就是好！”
又譬如拿吴宓。吴宓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天生情种，雅好恋爱。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呼之欲出，清华人谁猜不出，×××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吴宓如此泛情，学生们岂甘寂寞，未几，《清华周刊》又有精彩表演，一位学生把吴宓组诗的第一首，今译为：“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钉梢也挨刷。”下面三句，季羡林忘记了，末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按，“亚北”者，亚洲之北也，喻指欧洲之南，即“欧阳”，此乃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全名欧阳采葳，欧阳修三十二代女孙）；此译本一出，立刻风靡清华园，其转载率、火爆度，远胜过现今手机短信流传的那些博人一笑而又笑不出品味的段子。吴先生遭此开涮，就像时下绯闻漩涡中的明星，不以为恼，反若中了大奖，尔后有了得意或失意的情诗，照样拿出来和学生分享。
三、智育与体育并进。清华源于庚子赔款，源于一场丧权辱国的灾变，因此建校之初，就提倡“知耻而后勇”的奋发精神，特点之一，是于智育之外，格外注重体育。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凡体育考试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更不能留洋。这在其它学校，是未与闻的。拿我们熟悉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来说，就差点绊倒在游泳池边，两位才子，跑跑跳跳还凑合，一入水，就成了铁牛儿李逵，只有手忙脚乱、拼命挣扎的份儿，怎么办？为了顺利赴美，不得不大练特练“浪里白跳”张顺的那一套水上功夫，抢在毕业之前达标。比较起来，吴宓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跳远跳远，跳而不远，一测再测，皆不及格，没奈何，只得推迟半年毕业，留下单练这一项“陆上竞技”。正因为如此，在季羡林读书的那几年，他回忆：“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笔者：一种篮球游戏）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1935年，季羡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季羡林曾经奇怪：“寅恪师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清华，反而介绍给北大呢？”这件事，他在有机会动问的时候，没有开口，如今恩师已逝，想问也无从了，只好永世存疑。
季羡林执教北大，迄今已届六十年。他对清华的依恋，已如前述。那么，他对北大又是一番什么情思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了一篇短文：《我看北大》，内中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他对北大的认识是古董而又新潮的，就说这历史，他说：“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子，袖里藏的是什么样的乾坤呢？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季羡林说：“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2006年元月，笔者动手写作这本季羡林传记，其间一个绞尽脑汁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握传主的风格。你可以强调他的淹博，他的朴实，他的勤奋，他的温和而倔强，洒脱而严谨，清澈而幽默……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隔那么一点点，不够传神。直至有一天，读到他关于北大派和清华派的话题——这话题不是季先生引起的，也不为他所认可，出于凑热闹，后来也参与了——他说：“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轾。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是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则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一个“清新俊逸”，一个“沉雄顿挫”，我心头一亮，突然悟到，季羡林清华毕业，北大执教，在他身上，这两种风范是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地搀合在一起的。当初读大学，他只能选定一家，一脚不能踩清华、北大两条船；如今论风格，则可兼容并包，涵融荟萃。简而言之，他的清新俊逸似李白，他的沉雄顿挫似杜甫，正所谓“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此念一出，原有的难题即迎刃而解。我于是决意拿这八个字，作为解读季羡林的钥匙。是耶？非耶？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谓“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各得其一的了。区区不才，颇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谨以此为序。
后记
篇末说禅：期望和读者共同演奏
写到这儿，这本关于季羡林先生的小传，就要打住了——虽然它永远打不住，在文化传承的记忆，在你我他的心上。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传？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当初，也就是动笔伊始，并不是这么安排的。那时想到的是杂忆：不按时间顺序，而以话题或论点为主，随意驰骋，自由联想，天马行空，痛快淋漓。但是，写着写着，电脑突然跟我开玩笑，它把屏幕一黑，来一个不认账。结果，不仅已经写得的两万字，踪影全无，连2005年建立的文档，也变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我由是神经质起来，心忖：也许这路子不对头，老天爷不让我继续写下去哩。于是，有那么好几天，我干脆什么也不做，坐在那儿玄想，想来想去，决定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关于篇幅，也值得一提。当初定下的是二十万字，中篇，写到这个数，文章自动煞尾。我有一种心理定势：平常写稿，说一千字，就一千字，说两千字，就两千字，数数，不多不少。我不知道读者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在我，已化为本能。
如此一来，会不会为了保证字数，勉强把文章拉长，或强制把文章截短呢？不会的。文章一经发轫，亦如人，自有其筋骨脉络，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有句歌儿唱得好：“跟着感觉走”。就是这么回事。绝对是这么回事。
比起我所掌握的季先生的材料，这里抛出的只是一部分。为什么不尽其所有，把能写的，该写的，都写出来呢，那样不显得材料更为丰富，内容更为翔实吗？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这就像手里有两张王牌，只打出一张，那感觉，惬意而又实在；倘若两张都发出，就有点后继乏力的空虚。至于说没有可能，这是常识，不待赘言。
空论无据，有例为证。在全书写得差不多的时候，有记者来访，话题便是围绕季老。我向他举了若干细节，用以说明季老的为人。譬如六十年代初，北大遵照上头的旨意，组织批判冯定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这种场合，与会者不管心里如何想，都是紧跟上边的调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大家都发完言，只剩下季羡林，主持人要他也讲几句。季羡林怎么表态？他说，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讲。”又譬如，我在北大读书时就记得季先生的一个习惯：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喜欢独自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走路。这印象给人“不合群”。实际情况是，他是争分夺秒，一边走，一边在考虑问题。又再譬如，2001年底，先生便血，一个早晨，达四五次之多！先生大为吃惊，觉得也许是不祥之兆。他随即稳定心神，转而回到书房，继续伏案，文章照写不误。这些都是小故事，属份量轻的。我还举了更具其典型意义，或者说更具有爆炸性的材料，说得对方瞳孔发亮，鼻尖冒汗。他问：“这事你写了吗？”我告诉他：“对不起，我刚才说的，书里都没有写。”有的是已有同类项，没必要叠床架屋，重复累赘；有的是要再捂捂，等待新的创作机遇。
另外，我也无意把文章写圆。譬如，针对本书的副标题：“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有些读者肯定希望，我能在结尾用剀切透辟的语言，把它好生归纳，总结；像一份模式化的课堂作业。没有，有关的弘旨大略，密语幽玄，俱已融化、渗透在字里行间，得读者您自己把握，感悟。其实，未等写到结尾，我自己先就后悔了；后悔卷首不该把话说得太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人格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是不消说，不须说，也不宜说的啊——那正是别人学不来的，也正是季先生之所以为季先生。
先生中学开始写日记，大一大二中断，大三恢复，七十多年来，坚持不辍；这是“第二个”季羡林，隐身于幕后，拿它和台前的真身映照，将会发见许多独特的多元的因素。说来遗憾，除了公开发表的《清华园日记》以及留德日记的片段，其余的，笔者均未亲见；但我并不绝望，我相信这些日记总有一天会公诸于世（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然），且待“季学”的进展，且待机缘。
笔者虽说和季老有师生的缘分，又有十年的密切接触，但老实供认，本书的许多细节，均是得自于李玉洁老师的“百宝囊”——我有时想：她要是亲自动笔，准比我精彩十倍！——我与李老师相熟也有十年，深感她为先生作出的牺牲。以她的年龄，以她的家境，本该是周游列国、安度晚年了，但她体恤先生的艰难，古稀之年，再次出任先生的秘书，举凡学问、应酬，以及衣食住行，一应囊括承接，妥善安排。尤其先生住院以来，迄今，已逾四年，一直马不解鞍地随侍左右，这事无论搁在何朝何代，何府何门，都是令人心折的。
曾问：“您这样做，学校有什么态度吗？”这里的学校，自然指的是北大，所谓态度，是指酬劳待遇之类。
答：“（19）95年先生摔了一跤，自理造成很大不便。先生在一次饭局上问我，能不能帮忙？我想了一下，就来了。我来，主要作义工。我敬仰先生的人格，也感谢先生当年对我们家的照顾。说白了，就是报恩。你说的事，学校也考虑了，他们很客气，说要给我一些补助；我不愿意。我这么做，是个人行为，我对季老负责，对良心负责。假使我拿了补助，一个七十多的老太太，又变回学校的小工，还得早请示，晚汇报，那多不自在啊！”
本书的若干资料，得自王树英学兄的私人珍藏。他是季先生的及门弟子，兼多年同事，长期潜心研究先生的生平、著作，腹笥华美，心海澄碧，每当笔者有所需，他宁愿放弃自己的写作，而把资料优先提供给我。及至我7月初的山东之行，在泰山顶上，还接到树英兄的电话，为本书的内容与出版事宜操心。
由李玉洁老师、王树英学兄的的身上，我看到了先生思想的闪光。先生说：“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这就是传统的“风”，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风”；放大来说，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平民百姓版，也是老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现代白话版。李、王二位先生，无疑都是得古“风”真传的“好人”。
我曾跟季老说：“写作本书最大的快感，是二十世纪的大家几乎全部囊括在内；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侧面，但要拿捏到恰到好处——这就是挑战。”如今，全书杀青，挑战结束；下一步，就要看读者您的了。朱光潜先生有言：“读者不仅是作者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而且是创作的最终完成者。文学作品不是作者创作的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曲，一首乐章，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由不同层次的读者来演奏，会产生不同的音乐。”说得多好啊！读者中自有高人，妙人，雅人，我谨在心之一隅备下静室，期望和读者您共同演奏。
2006年8月18日 京城柳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