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建院工作起步不久，正在前进，有些情况也是初期难免的现象，如人事方面，我们尚未主动向全国招聘科研人才。科研方面，各所内有组织地分工合作，以及中国社科院与各省市社科院的分工合作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外事方面，组团出国计划管理不够。有时，在一个国家同时有社科院的两个代表团。又有时，前一个代表团向对方问过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后来的另一个代表团又重复向同一个对方提出前一个团提过的问题，以致引起对方不愉快。有时，组团出国的任务和目的不够明确，代表团回国后，只是讲走访了多少个城市，而取得的成果不多。基建方面，当时职工的居住和生活用房尚顾不上考虑，只是大力抓科研大楼的建设；同时，为了将学术报告厅也同步建成，于是就挖了科研大楼的一点建筑面积，并取消了给科研大楼安装中央空调的计划等，借以节省一部分资金转用到学术报告厅。这样，两项建筑就都能进行了。文改会是刚从教育部接过来，工作尚未展开。
1982年，我已70岁。当时想，我的余日不多了。1930年，我在北平参加革命，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战斗生活，现在到战斗的最后一站了，还是想回到我革命战斗的出发地。正好北京市民选我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于是我便于1982年正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要走上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了，心中对社科院还是有点留恋，最后想，还是留点纪念吧，于是我写了“临别建言”——《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点滴建议》。文中对社科院的工作方针、领导体制、领导方法、对外学术交流、培养新生力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几个方面提出了我的建议。在社科院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社科院各方面工作不断规范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社科院即将迎来建院30周年之际，我作为社科院的一个老同志，由衷地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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