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你居然有一错到底的勇气，而且错也要错出理论家的架势来。 “致仕”便是一例。其实从论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避开的。像这样的词用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呀!而你偏要争这口气。别人指出了差错，你赶快查找资料，现在又拿出来卖弄，这本身已经有失风度；还要搬出胡适来助阵，大谈什么“死文字”和“活文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其实只要想一想，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用“致仕”的吗?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这个词是可以讨论的，只是兄表现得过于聪明，明眼人不是已经在说不要和三八二十五的人争论了吗?赵忠祥先生曾发誓要把“宁馨”进行到底，这我可以理解；秋雨兄要把“致仕”进行到底，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说“面子”》，兄在吃饭之余，不妨随手翻翻。
“咬嚼派”任重道远
关于“咬嚼派”，还想谈几句。兄如把我归为“咬嚼派”，我一定乐于接受，还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文化吸收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只有经过咬嚼，别人的智慧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营养。除了咬、嚼，恩格斯还用过一个词：啃。我想秋雨兄也不会提倡囫囵吞枣吧；在咬嚼的过程中发现石子，那当然要吐出来。因为是你秋雨兄烧的菜，便要别人把石子也咽下去，而且还声称这是“大补”，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恋。重视咬嚼、追求善本，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咬嚼精神在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叶圣陶等文化人身上，曾得到生动地体现和鲜明地弘扬。在当代出版史上，吕叔湘、胡乔木、于光远等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的咬嚼实例。秋雨兄因为被“咬”了一口，便与“咬嚼派”反目成仇，对此我深表遗憾。其实当我知道兄的著作中有文史差错时，根本没有想到笑话你，相反心头只有自责。这些书虽不是经我手编的，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仍然为此感到汗颜。要求作者的原稿没有差错，这是不现实的；编校人员在出版过程中不能发现差错，消灭差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在此，我愿意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向你表示道歉。
在“访谈”中，秋雨兄又一次谈到要招回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我深表赞同，而且我认为“招魂”的重任非君莫属。但是“招魂”与“咬嚼”似乎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互补。记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也是要靠具体的文字来表达的。一旦雄魂归来，如果文字不过关，试问魂系何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建设，大文化也好，小文化也好，既需要余秋雨，也需要金文明。 “招魂派”革命尚未成功， “咬嚼派”同志仍须努力。秋雨兄在访谈中警告“咬嚼派”不要走得太邪门，这一点似乎不必担心：差错在哪里，咬嚼就到哪里。说句开玩笑的话，余秋雨到哪里，金文明就到哪里，如响随声，如影随形。我想，秋雨兄还不至于走得太邪门吧。
相逢一笑泯恩仇
写到这里，自觉有点离题。我的本意，是想劝秋雨兄冷静点。凭兄现在的成就、影响，决不是金文明查出几条差错所能动摇的。金文明确实动作大了一点，弄得“石破天惊”，还故意挑出一个“逗”字，可谓“宅心不仁”；在金文明的“挑”、“逗”面前，兄如不说话，那是气度，说一声感谢，更是境界，但没想到的是，兄修炼这么多年，还是定力不足，一触即发，反唇相讥，而且还惊动了罗竹风先生的在天之灵，似乎也有失厚道。顺便说一句，若论和罗竹风先生的关系，我也许比兄更近一点。当年我曾听罗竹风谈起过金文明，他说这个人还是有学问的。
最后，秋雨兄说读金文明的书恐怕没有时间，可以肯定是一句气话，或者说是一种姿态。实不相瞒，金文明写这本书我不知情，直到现在还没见到书。我倒希望我们都读一读，并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可以坚持“不同”，但应以“和”为贵。兄返沪时，是否可由我做东，把金文明也找来，在我们都熟悉的“雨花”聚一次?但愿到时相逢一笑、握手言欢，给当代文坛留一段佳话。兄是搞过戏剧的，在激烈的冲突之后，理应有一个圆满的收场。你说是吗?
上海学者看金文明、余秋雨之争
□牛二波采编
“咬嚼”与历史散文
赵志伟（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
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于无补文化”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做游戏就得讲游戏规则。譬如，你一方面要编历史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发生了“唐人戴宋冠”之类的常识性错误。当有人向你指正时，你却辩解说：这是戏说，不必拘泥于细节，因为“冠”、 “袜”之类是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重要的是要搞清文化形态。你说这能服人吗?文史知识不是一件衣服，需要打扮自己时就穿上，不需要就又脱掉它。
余先生的散文是以文史见长的，别人当然要求你在文史知识方面没有硬伤。 《文化苦旅》可以说影响到了整整一代人，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读过余先生的大作，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岗位。假如因为文史常识上有“硬伤”，他们教给学生，一代代传下去，难道这与“文化”无关吗?有文史常识不一定有文化，但有文史常识错误则一定会影响文化。
近年来，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写了不少订讹纠错的文章，结果被人讽为“学术警察”、 “文化警察”，但是吴老乐此不疲，因为他做的事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关，他说：社会上
有人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称自己的父亲为“乃父”，将情书、朋友间通信归入“家书”一类，将悼念朋友之诗称为“悼亡诗”，说起来看似小事，却恰恰暴露出社会群体文化素质的严重欠缺。
如何青年一代文史知识欠缺，有的人在数典忘祖，有的人在郢书燕说。正有待余先生一类大名家正确引导，正缺少像吴小如先生、金文明先生一类的“文化警察”时时纠谬匡误。
《文化苦旅》在当代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别人的毁誉根本无损余先生的声誉。假如余先生能“念及童蒙”，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惜乎许多事情一说便俗，再说三说便有损形象了。
有一次我同几个大学生谈起余秋雨的散文。一个学生说“我本来是‘余迷’，几乎买全了他的书。如今不迷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余先生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一贯正确，
对这样的人，我只能敬而远之。”
历史题材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
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等——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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