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傅雷文学思想的内在要素而言，它由单一的高雅文学所构成。高雅文学成为四面挡火墙，抵挡着一切非高雅艺术的介入，而且强固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罅漏。这一方面得自于傅雷的家庭背景与启蒙教育，为其植入了儒家文化的神圣化与道德化的价值精髓；另一方面，与其游学欧洲而喜爱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艺术大师也有直接关系。雅化的文学趣味，养成了傅雷对于艺术大师的崇拜与向往，这在无形之中，也就挤压与否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权利。这对形成傅雷那如火如荼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暴烈性格，不啻是天造地设。但对傅雷用以评价别人，与他人交流感情，共享精神的和谐共鸣，又何啻是桥断路绝。雅化倾向与惟我倾向相结合，使得傅雷实际成为一位自我欣赏、自我完成的批评家，而非一位懂
得宽容、懂得广泛接纳、懂得走向广大对象的批评家。他不仅缺乏评价非悲剧的有效准则，同样，也缺乏评价通俗文学的有效准则。
傅雷涉及通俗文学的口吻就不轻松。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文体，傅雷认为《连环套》“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还认为其中吸收旧小说的用语是“这样的滥调”，是“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他的总结则是：“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
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否定意识太强的评述。否定意识太强，就有可能彻底抹杀旧小说与通俗
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而只有辩证分析，才会看到对旧小说与通俗文学的积极吸取，将会为现代文学提供必要的营养。傅雷要求张爱玲创造出“净化的文体”，根本没有理解张爱玲正是通过对旧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合理吸取在创造一个并不净化的文体，并通过它去达到更为广泛、深入表现生活的目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市民欣赏需要的审美形式。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认为张爱玲在此种吸取上已经十分成功，但她向着这一方向而努力，应当是值得支持的。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极度欧化以后，这种有意吸收传统小说语言的做法，在出发点上，就是有价值的。只可惜，张爱玲的魅力之所在，恰恰成为傅雷否定之所在。人的沟通之难，于此可见。在傅雷的思维中，通
俗文学恐怕已被排斥出艺术世界，低下而不足言。其中暗含之价值判断，与五四新文学开拓者的思考如出一辙。茅盾当年就曾认为旧小说家“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茅盾的结论是：
“这些作品都是进不得‘艺术之宫’的”。但傅雷忽略了一个事实：20世纪40年代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五四时期，新文学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样式，它要经过战斗，才能获得生长的充裕空间与土壤，故它对通俗文学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至少可以得到后人的谅解。但在20世纪40年代再去重复这样的观点，就已显得过于狭隘与固执了。经过对五四文学的反思，人们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已有改变。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讨论与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讨论，虽然还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解决通俗文学的地位问题，但既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则表明简单否定通俗文学的做法已不足取。在抗战前，曹聚仁就曾预言战争期间会开出一朵“新的文艺之花”，它“将和过去的纯文艺或带政治宣传作用的文艺不同，它是综合新旧文艺，兼采新旧文艺之长，而为一般大众所喜爱的”。姓幸被其言中，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的一朵文艺之花。张爱玲小说文体的并不纯净，其中值得总结的正面成就，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傅雷不谈成就而仅谈负面影响，这正是他的高雅趣味在起作用，从而使他再次失去了与张爱玲沟通的可能。文学趣味高度雅化的结果，使得傅雷的艺术敏感范围狭窄，定于一尊，缺乏生动活泼的情致。这用于律己，也许不无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用于律人，则不利于艺术与人的生命的多方面的发展与完成。英雄主义、悲剧至上与固守高雅，既一脉相承，又三位一体，这构成傅雷文学理念的超稳定的精神结构形式，从而形成了其强烈排斥异质文学要素的特点。傅雷对张爱玲的种种误读，盖源于此。
张爱玲呢?她大异其趣。解构英雄，解构斗争，解构高雅，正是她的一贯追求。谈到音乐，张爱玲说：“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却是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嗒滴嗒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绿草原上的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涨爱玲的解读未必十分准确，但这种评价充分表达了她的爱好则无疑。张爱玲将“庙堂气”和“英雄气”放在一起加以反对，一方面是反对流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反对精英知识分子的高雅倾向，她实际喜欢的则是一个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浓厚的人间味，使她感到亲切、和谐、充实。故张爱玲对于左翼文坛的大谈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也是一贯不认同的。早在1936年，还只16岁，张爱玲就在一个书评中写到：“这里并没有离奇曲折，可歌可泣的英雄美人，也没有时髦的‘以阶级斗争为经，儿女之情为纬’的惊人叙述，这里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女怎样得到，又怎样结束了她的初恋的故事。然而，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本书之真挚动人，当然大半是因为题材是作者真实生活中的经验的缘故。”张爱玲明确反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她认为复杂的才是人生，创作惟有沉人现实，沉人民间，沉人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去，在那里洗尽英雄主义的铅华与浪漫主义的幻梦，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之真实、可信的广大基础。
张爱玲绝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她说自己的趣味就是：“读S．Maugam、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又说：“我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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