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人格悲剧的历史语境
复旦大学 曹晋
屈原为看护人格的完美而自沉，这是他人生的不幸，追迹其因由，则是人格悲剧使然。屈原人格悲剧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热诚而坚定地信仰着的儒家理想人格模式难以在战国现实政治中立足，这是人格理想自身的悲剧；其二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国际竞争产生的活力激荡着屈原献身楚国改革的豪情，但他遭到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早已不合时宜的，却又根深蒂固、幽灵不散的楚国祭祀文化的拒斥和摧毁，这是他追求人格理想不得实现的悲剧。在旧文化传统顽固的楚国，不但旧文化的力量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它还会附着在任何新文化的形式中，实际贯彻自己的意志。在新旧文化的直接的正面对立中，旧文化破型期从来不愿轻易终结，它的濒死的触角，注定会深深地嵌入由新文化塑造出来的、毫无防备的人格主体，摧毁主体的完美人格，而留给创造新文化的主体最深刻的教训是：要争取广大民众的早日觉悟，唤起并培育他们的人格追求意识，造成有利于己的力量对比，从而夺取意识形态的主权，但这一清醒的洞察在当时尚难以产生。两千年之后鲁迅小说《吶喊》才从“黑暗的闸门”传出改造“国民性”的呼声，这也就是郭沫若总结屈原局限于缺少政治家之资质。当然，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苛求古人的完美。因为“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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