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书稿，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他是一挂长虹，七彩缤纷，分而纯净，合而辉煌。他是一株老树，历经沧桑，却依然横枝窜叉，浑厚朴茂。他更是一座耸立于现当代中国画坛的为数不多的入云丰碑，他就是被华君武形容为"毕加索+城隍庙"的张仃。本书集聚丰富的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张仃的人生经历，和他深厚的中外艺术和民间艺术修养。

　　很多年来，我们始终忽略着设计者的存在——天安门的装饰设计、国徽
　　，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甚至
　　，我们觉得它们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原本就是那样，不需要设计。
　　直到我们结识了张仃，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了他的影响。儿时，当我们用稚拙的小手一次次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蜡
　　笔画上重复他的设计：高高的城楼上，八盏宫灯，八面红旗。我们甚至想当
　　然地把红旗飘动的方向画得左右对称，东西相反——既违反常识，又是拙劣
　　的篡改——天安门成了我们最明亮的记忆。很多年中，我们都认为毛主席就
　　住在天安门上，一到国庆节，他就出来向群众招手。除了天安门城楼的装饰
　　，我们那时积攒的老邮票，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些纪念邮票，《天安
　　门图案》这些普票，甚至轰动一时的鸡年生肖票等，也都是出自张老之手，
　　这些是在很多年后，才被我们知道。
　　一位画家通过他的画笔与全国的孩子建立了精神联系，不知他是否想过
　　这一点。那时他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犹如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贫瘠的童年
　　，我们却拥有丰饶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停留在宣传画上、邮票上、标语中，
　　我们没有另外一种记忆，比如“牛棚”、审讯和酷刑。但张老有，在红旗遮
　　天蔽日的阴影里。
　　有人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由两个日本人完成，也有人把国徽的设计
　　归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名下，张仃从不辩驳什么。天安门已经成为一个民族
　　的图腾，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会这样想，也许。
　　二十一世纪之初，国徽设计的公案又浮出水面。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
　　当事人，许多回忆文章，都发表了彼此矛盾的观点。《建筑师梁思成》一书
　　中延续了梁思成、林徽因是国徽设计者说；有人认为是高庄；也有人说是张
　　仃。
　　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时光——l949年，
　　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
　　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
　　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
　　、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
　　；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
　　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
　　稿二十八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未被采用。于是，又成立了两个
　　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
　　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